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细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而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府单独治理模式具有政府规模膨胀、政企不分、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非政府组织发展滞后和抑制公民精神成长等弊端。为此，共治模式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要想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增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共性、管理法治性和运行高效性为特征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公民社会与政府契合的产物,所蕴藏的公民中心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的核心价值,其寓意是对公民治理的选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公民治理理念,健全公民资格,培育公民自治组织,引导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间的互动质量并建构激励耦合合作制度.     

公共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实现路径

在公共利益的追寻过程中，政府应该转变治理思维，从管制社会到服务社会；转变治理方向，从发展经济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创新治理方式，改变政府独控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一道形成治理合力，提高实现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力。     

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文本

社区治理研究者多以"政府、社会"两要素描述和研究社区治理模式。本文把社会要素进一步细分为居民和企业要素,以三要素(政府、企业、公民)来研究和描述社区治理模式。三要素说是两要素说的发展,它丰富了社区治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扩大了公民参与的空间,提升了公民的参与能力,使公民社会日渐成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拓宽公民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以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治理视野下的温岭“民主恳谈”

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运用善治基本要素对出现在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治理型模式加以剖析，提出政府需“投资”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互惠规范、扩大参与网络以完善民主恳谈，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基于转型社会风险递增背景的探讨

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各类风险性问题不断增多，在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敏锐的风险意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对民众的有序参政意识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制度，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广泛有力的社会资源，才能使公民政治参与真正走向有序化。     

微博视阈下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微博的走红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多中心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其实质就是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在塑造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从以管理者为中心到以公民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体系。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开发的历史阶段与现实启示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资源的开发大致可分为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党社会资源开发初步探索并遭受挫折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党社会资源不断拓展,同时面临挑战的＂30年＂。两个＂30＂年对我党的启示：转变思想观念,正确看待公民社会发展;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适应公民社会的发展;规避公民社会的负效应,引导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及社会管理再生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批判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内涵包括: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源泉;经济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启示我们在当前社会管理中,要以服务型政府为指导,正确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自治和依法管理社会。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In the shadows of hierarchy”: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i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rticles in this issue suggest that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takes a different form in Canada and the EU,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transference of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one to the other. In both systems, non‐hierarchical modes of governance provide coordination in social policy. Hierarchy also plays a role, though not in a manner that one might expect. In the EU, hierarchy is tempered by members'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formulation. In Canada, hierarchy is important, but within rather than between governments, resulting in executive dominance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 at the expense of devolving power to civil society and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s.     

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点

地方治理与和谐社会具备共同的哲学基础,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地方治理在中国语境下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关系不顺、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十分严重、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发育不成熟等问题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度,导致了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失败甚于成功。我国的地方治理有待在学习、反思和制度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完善。构建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地方治理模式、强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培育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并努力获取其支持、规范地方政府的有序竞争是增进地方治理的有效途径,它们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并指明了前进的路向。     

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若干认知与思考

全球公民社会是近20年来新出现的一个概念,它的兴起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元性、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独立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它与同属非国家行为体范畴的政府间组织有着复杂多样的关系,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独特影响正日益显现。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