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目标大致可以整合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与上述三种目标模式相比,"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从"社区"概念的本义出发,从社区内部共同生活发育和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社区发展目标,以期改变"社区建设"模式中的"国家中心"痕迹和"社区自治"模式中对"免于他者控制"的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它把重点放在"生活"上,因此能够避免"治理结构"模式中由于过分关注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使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可能性,也更具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从“社区”走向“邻里”: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重构——基于江苏省南通市邻里建设的调查

强化居民参与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法理要求,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实效提升的必备路径。但实然方面,居委会角色偏差严重、居民参与动力不足以及参与渠道不畅,使得城市社区治理的社区需求回应能力低下,这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点。南通市邻里建设将治理空间由社区下沉到居民小区的相邻楼幢,如此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治理有精准切口提供保障;同时通过邻里和谐促进会、邻里志愿组织等社区组织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切实有效平台,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参与动力,同时也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自治水平。     

城市社区治理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基层自治的推进,居民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以城市社区居民业主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身份、产权状况、权利意识及社会资本为变量,分析其对社区居委会、业委会选举以及社区治理活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业主的年龄、收入、党员身份、产权、权利意识等对他们参与居委会选举有积极的显著影响,但对参与业委会选举的影响并不显著,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产权的影响并不如理论推测那样显著。教育程度、收入、产权、权利意识及信任程度之外的因素对社区治理活动参与也无显著影响。     

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防灾减灾及应急能力影响着应急体系建设工作。陕西省社区防灾减灾工作存在工作长效机制未确立、风险评估工作缺乏专业性、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必须以"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为引领,"多元参与"为主导,长效激励机制为着眼点,夯实基层应急能力,从而达到完善社会整体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提升的目标。     

不完全契约形态：转型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为例

本文以业主组织的发展为例,考察分析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作为转型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契约规范能否进一步扩展的问题。通过对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社会契约形态的形成就是“个别性契约规范”向“关系性契约规范”转换的实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三方为基本主体的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不完全契约形态向契约形态发展态势。在社区治理结构中,随着各个独立交往主体都将获得更多或者完全的自主性,契约规范形成并发展着,但这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以制度为杠杆的动态平衡非常重要。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开放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社区治理结构还将长期在不完全契约形态中运作,但未来的社区治理将以完全契约关系为生长点和发展指向而得到长足的推进。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带来的新挑战,新时代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的思路应重点聚焦于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转变、治理视域的“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转变和治理理念的“前瞻性治理”转变,从创新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新机制,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性,推进医疗养老护理深度融合,建立健全风险研判评估机制等方面着力探索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新路径。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功能解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新型的整体化居住社区.但是,尽管过去的单位不存在了,单位的"围墙"依然存在,社区依然被分割着.这种被分割的社区妨碍了居民之间、社区之间的服务与交流活动.社区民间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解决单位后遗症、打破居民之间相互隔裂的围墙的有效手段,也是改善居民关系、创新城市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     

中国社团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社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社团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多,资源的聚集和动员也将趋向多元化,并产生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团精英。社团充分发展之日,才是中国人从“单位人”和“家庭人”变为“社会人”之时。     

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应急管理策略与韧性机制建设：以杭州市杨柳郡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当前面临风险情境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强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各类风险的冲击。居民有效参与是应对风险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主要从物质、制度和规范角度分析社区的应急体系建设，而较少讨论何种应急管理策略可以形塑恰当的社会环境以构建个体韧性，激活主体力量。对此本文结合行动系统理论，构建了行动视角的韧性机制建设框架，并结合浙江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杭州市杨柳郡社区的案例分析，阐释针对行动系统不同部分的社区应急管理策略。研究发现，文化系统中的价值与规范是动机的来源，确定性是人格系统理性认知和行动的条件，党建引领和社群网络的结合是推动多主体参与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构建行动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机制建设框架，对推动社区应急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参考。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Cultur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Logic of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 Community Experience

Recently, the academia popularly advocates the multi－component model of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However, in this mode, the dominant role of residents is not prioritized. There still exis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ow rate of residential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well－reasoned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mmunity C. Besides, this 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dominant role of residen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in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help residents to achieve “cultur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