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安全困境迈进和谐世界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局部冲突和地区战争时起时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国际社会动荡不宁的根源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资源争夺.构建和谐世界必须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并在此基础上树立新安全观,进行标本兼治的全球治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中的关系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军控与裁军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军控与裁军问题很可能将成为影响双方信任和合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双方必须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     

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若干论述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状态,两者相互矛盾、又互相交替。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战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据国际上一些学者统计,在以往5000年的历史里,世界各地曾发生过1.4万余起战争。就全球而言,几乎年年有战争,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总是相互交替的,和平的时间要长得多。战争是一种暴力,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无数财富毁于一旦,众多生灵倒毙疆场。但是有的战争恰恰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战争虽然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     

发展中大国的世界秩序变革逻辑与中国实践

发展中大国受制于实力等因素无法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另建新的秩序,但有意愿也有能力对现有秩序进行渐进式变革。国家发展路径是从地区强国成长为全球强国,这符合秩序变革路径。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依托,塑造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民主与公正成为构建地区秩序的目标。在获得地区发展支持后,发展中大国扩展海外利益、寻求全球范围的发展和治理优势就必然要在国际层面突破秩序制约,通过国际秩序变革为国家发展获得制度支持。国际合作是秩序变革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改革现有制度,建立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使秩序变革行之有效。     

国际和平年一首都青年学者裁军问题研讨会在我院举行

1986年12月26日,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和外交学院共同在外交学院举办了“国际和平年一首都青年学者裁军问题研讨会”。中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与裁军协会、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研究生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外交学院10多个单位的170余名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统战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和国际机制的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大国外交特色,利用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式,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理论建构

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均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取得霸权进而完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近代以降,无论欧洲列强,还是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这些国家的最终崛起绝大多数都仰赖战争,其实质都是非和平崛起,均对当时的国际力量结构与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颇受国际社会关注。一欲理解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如何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必须先理解“和…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但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构成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提供者"。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通过机构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安全形势,优化和提升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特别是在谭德塞担任总干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将项目规划、应急能力建设、对外关系和治理以及组织规范与标准作为其改革的四大支柱,使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样也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国际社会唯有诉诸通力合作、彰显责任担当,共同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运作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方能尽快平息,全球卫生治理才能真正进入健康的运行轨道。     

试析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的条件性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危机管理不仅成为防止国家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也在大国安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国际危机的"外溢"效应更是催生了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的兴起。与传统的国际危机管理不同,第三方成功进行危机管理无疑受一些内部因素或外部变量的影响或制约。如何把握并厘清这些变量,不仅是危机管理成功的前提,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条件。     

国际军事法概念新解

国际军事法是调整世界各国、国家集团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在一切与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有关领域相互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总称。国际军事法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对国际关系中武力的使用实行法律管制并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强制机制为后盾,所保障的是普遍的和平与安全。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与内在张力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拥有全球治理的合法权利。在现代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进程划分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全球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带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权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都是国际社会限制绝对主权、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张力,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发展前景。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

针对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存在的弊病,习近平总书记倡议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立足网络空间的社会属性,主张基础设施共建、文化交流互鉴、经济繁荣共享、安全有序发展、公平正义治理。这些主张合乎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总体利益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和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改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应对方案。     

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治理不可逆转.全球治理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利弊兼有.应正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辩证地做出对策,坚持中国尺度,全球视野,积极有度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和多边外交,合理规避各种风险,争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治理问题尤为重要,而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其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必要性持续凸显。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依据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展开;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新变化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机遇。未来,中国可从巩固存量,全面参与治理;变革增量,完善组织机制;创新理念,夯实理论基础三方面入手,克服目前参与不全面、机制创设能力不足、理念基础薄弱问题,走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道路。     

试论外层空间军事活动法律规则的发展

从外层空间军事活动的发展出发,回顾早期的外层空间军事活动,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外层空间的利用应是和平目的的。《外空条约》的制定便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立法活动,它是规范外层空间活动的基石。随后美苏两国签订的一系列限制弹道导弹的协议,成为冷战时外层空间军事活动的法律规则。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于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顾虑仍没有消除。希望通过联合国外空委和裁军会议促成外层空间军事活动法律的制定,让外层空间回到和平利用的轨道上来。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

主权国家一直是联合国各种谈判的主体,也是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机制的履约主体,然而,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往往差别较大,其政策立场也会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出现波动,给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带来风险和挑战。随着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不断演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巴黎气候峰会为转折点,城市在全球气候多层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落实《巴黎协定》和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形式和内容均有较大差别,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和特色为本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策倡议和城市网络行动方面更是率先垂范、堪称先锋。得益于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和倡导,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转型进程之中,国家主体的角色从领导者转向协调者,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的障碍,促进了国际气候谈判从零和博弈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正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模式更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做出了新的探索。     

世纪之交的中国犯罪学回顾与展望

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被称为国际社会三大公害之一（其他两大公害：一为环境污染;二为吸毒贩毒,而吸毒贩毒又属于有组织犯罪活动范围的主要领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20世纪90年代乃至整个21世纪的主题。对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主要来自战争和犯罪两个方面。战争的威胁是区域性的,犯罪的威胁则是全球性的;战争的威胁是暂时的,犯罪的威胁则是长期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犯罪对世界的威胁已超过了战争,犯罪使人类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已经超过了战争。”1应当正视我国目前严峻的犯罪现实。…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