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

后金融危机的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这一基本架构之中,一超实力有所减弱,形成了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重要力量的三元结构。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跨国威胁成为重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急剧增加,而现有国际制度却表现出明显的供应不足,于是,充实和改革国际制度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三种力量合作的关键领域。三方具有合作的基础,但各方对利益轻重缓急的界定又不尽相同。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合作,合作的关键在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良性互动。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国际体系正面临三大历史性挑战:大国之间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发展态势转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轨道,国际体系是继续走向融合还是逐渐走向分裂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国际反恐联盟的失败与“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使中东秩序全面崩溃,西方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由此衍生出全球16亿穆斯林与所在国及国际社会日益分化的世界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因严重脱离全球化现实而近乎失灵,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动荡背景下维护霸权的决心及大国战略竞争,又使全球治理改革失去合力,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带给我们一个危险而又失败的世界.面对这些历史性挑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型国际关系战略,消解敌对关系的塑造,注重普遍伙伴关系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探析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在威胁评估、美国领导权、联盟体系等方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思想,但在大国态势、国际制度、武力使用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反思.该报告的最显著变化在于,美国把自身重新置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机制中来考虑其安全利益.美国的安全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但能否导向有效的全球集体安全,取决于美国能否正确运用固有权力,以及能否容纳多元价值观等因素.     

秩序愿景——美国战略中的日本与中国

对于秩序的追求一直是对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挑战。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冲突、革命与战争向世界大国之问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模式的演化，才有了今天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但是，国际体系并不是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秩序一旦建立，它的维系需要富有重大责任的主要大国积极而充分地参与到这一体系的有效合作中来。     

两个体系的世界与中国外交

今天的世界,是两类社会,即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并存的世界;是两个体系,即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是两种格局,即国际格局与全球格局并存的世界.其核心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体系并存.这种两个体系并存局面使当今世界形势显得纷繁复杂,因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历史上任何新兴大国崛起从未遇到过的.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体系各自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它们为世界提供的现实基础,分析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来自何方,以便避害趋利,寻求我国外交的着力点,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同时,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显示更高的外交智慧和艺术.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JP〗*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首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正2017年4月15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一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论坛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协办。来自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二十多家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六十多位学者、编辑和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以"体系、秩序与全球治理""新兴大国与国际秩序的调整""制度、     

东北亚论坛

<正>2022年选题参考1.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2.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与世界大国的亚太战略研究;3.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研究;4.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东北亚各国外交战略研究;5.新形势下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局势研究;6.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展望研究;7.逆全球化冲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研究;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