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专制”不“集权”——试析印度历史上的王权

在印度历史上王权具有专制但并非中央集权的特征,即没有出现大一统式的王权。从传统印度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来看,在受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影响的传统社会中,世俗王权被纳入婆罗门主导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村社经济中农民是"政治冷漠主义者",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在政治活动进程中,历史上印度的国家建设是失败的,既没有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也不具备完善的大一统国家的官僚体系。这些都不利于印度大一统王权的产生。     

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特征可以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2008"年度20个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为研究单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和分析地方政府干部对本地政府创新项目的认知和态度,从创新动因、创新动力和阻力、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出发,得出研究结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低风险取向",创新过程中公共参与不足,地方领导的"精英作用"和基层政策空间是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的可持续性也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观察和判断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信息.     

中国社会安全网研究——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的创新实践

"阳光救助工程"是青岛市2002年7月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安全网建设进行的创新实践.它有效地保障了城市贫困人口特别是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权益.以青岛市"阳光救助工程"的创新实践为例,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对社会安全网建设的作用.通过分析"阳光救助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对该项举措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估后,认为,"阳光救助工程"的创新实践对完善中国社会安全网带来了许多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第一,对城市贫困进行综合治理时,应在政府主导下扩大社会参与;第二,贫困问题并不单单体现在收入匮乏上,实际上还涉及到行为主体的物质、精神、社会地位等多个方面的表现;第三,从社会救济到社会救助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中,应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第四,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社会系统,包括救济、就业、医疗等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第五,社区在社会安全网建设中应起到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保障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中国政府创新的趋势分析——基于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量化研究

2000年以来,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共有113个项目获奖。对这113个获奖项目的类型、分布和特征的分析,显示了过去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创新的演变路径,反映了现阶段政府创新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政府创新的发展趋势。     

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基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思考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适应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但"公地悲剧"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文章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对策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包括在宏观层面上,弘扬区域政治协同发展理念,完善和健全区域组织机构;在中观层面上,创新区域地方政府间政治协调机制、合作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一种现实国家观的确立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德国的人民理性和国家理性之间的弊端日益显现。与黑格尔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另辟蹊径,从现实角度出发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不合理之处,进而从政治层面对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等级制度、官僚阶级以及政府法律予以批判,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对马克思现实国家观的最终形成以及"两个转变"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北大核心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善政”体系建设与“善治”能力提高

自从有了国家及政府以后,"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必须不断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权力宰制与社会运行——基于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思考

"权力支配社会"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权力支配社会"的内涵可以从相互融通的三个层面加以界定,即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对传统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的反思是当代中国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缔造理性政治秩序与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和基础性工作。     

中国大中城市“市—区”二级政府体制改革刍议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于缓解城市政府管理压力、维护城市秩序、促进城市居民民主参与以及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需要,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普遍采用了"市—区"二级政府建制。从以往的管理实践来看,该体制在多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功能。不过,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日趋显现,该体制在社会管理、经济发展以及行政效率等方面所暗藏的诸多问题也日渐暴露。基于此,中国政府应当在遵循民主原则、效率原则以及经济发展原则等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对当下中国大中城市的政府体制进行差别化改革。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一种社会结构的视角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皆发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沉淀积极因素,重塑中国精神?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把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置于"新时代"战略布局下的立体坐标体系中,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变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意蕴,是社会转型的题中之义。它旨在把社会结构作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及其体系创新的一种分析视角,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从政治学范畴带回到社会学中。使其既具有崇高理想图景,又具有社会学血脉,进而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党政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的实践调整,但是始终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徘徊。实践表明,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中寻求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关系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框框去思考问题,恐怕相关研究和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会困难重重。能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固囿,从政府体系的其他结构方式来调整"条块关系",直至理顺政府间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写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入世"与地方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我们通常认为"入世"会给中国政府管理带来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WTO要求成员国接受新的原则和规则,因此,我国首先面临调整法律体系框架与其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入世"意味着中国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一旦加入WTO,不但要适应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必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政府又面临着通过管理创新来提高政府能力的外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