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

就理论上而言,政策工具选择具有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规范视角与法律视角等四种视角;存在传统的途径、修正的途径、制度主叉、公共选择与政策网络五种最为典型的研究途径.政策工具选择的特质在于该选择不仅应考虑政策工具本身还须充分考虑政策工具运作的环境.考虑政策工具本身须运用理性的思维,而当前政策工具运作的"核心环境"为政策网络.因此,对政策工具的选择须基于理性与网络的考虑.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的几点思考——基于中央—C市—N区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显著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合力高效履职，其中，政策层级协同是保证政策效力、行政效能的关键。理论研究与实践归纳表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主要在于各级政策主体与其政策视野相协同、政策目标同向且切合其政策视野、政策工具切合目标和主体职能等三个维度。对照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力度较小，地方政策中部分措施具体化不够、回应公众文化需求不足。优化政策层级协同需要各级政策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调适政策目标，注重发展高品质规范性文化和公共数字文化，提高公众文化认同；切合政府职能逐级细化分解政策，健全政策目标分级体系，增强地方政策可操作性，审慎实施政策“原文”转发或转述；聚焦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激励能级，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加强供给体系的查漏补缺。     

论政策工具与公共行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迅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将其分为自主性、强制性和混合性工具三大类.政策工具的合目的性、权变性是其在公共行政中的政治特性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研究只有与价值理性研究相结合才可能使公共行政的研究有所创新和发展.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对策研究的协商式方法

对策研究在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国的治学传统,也是学界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传统的对策研究方法是建立在调研和访谈基础上的"问题—原因—对策""三部曲"式研究。在处理富有争议的政策问题时,问题界定与对策选择难以摆脱研究者个体的视角和思维框架的局限,容易造成研究结论与现实复杂性、多元性之间的鸿沟,使对策建议缺乏社会认同。协商式政策分析是可以用于对策研究的有效方法。它针对复杂的公共管理与政策问题,聚焦其争议,在进行冲突分析和组织相关方开展协商与共识构建的基础上,寻求能够促进公平以及各方可接受的对策建议。胡同更新整治、散煤治理等实践案例验证了该方法的价值和可行性。     

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

政策工具领域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而且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当前各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引起公共政策领域的极大兴趣,但政策工具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缺乏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策工具中的五大主题:政策工具地位的界定、政策工具类型的划分、政策工具选择的确定、政策工具效果的评估和政策工具创新的推进,共同构成了政策工具的系统知识,需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公共政策私用现象探析

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在实践中面临诸多被背离的风险,公共政策私用现象便是对公共政策之公共性的严重侵蚀,需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与研究.公共政策之所以被私用,有源自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方面的综合性诱因,其不良后果体现为浪费社会公共资源、折损政策主体公信力、破坏市场机制运行以及政策法规作用的发挥.要治理公共政策私用,需重视公共选择的作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权利关系;设置专门的政策监督机构等.     

生态脆弱区环境资源管理的制度与政策创新

生态脆弱区环境资源管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是政府转变职能、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的重要领域。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提高其效率。基于对生态脆弱区基本属性与环境特征以及环境资源公共物品属性的分析,从公众参与、绿色GDP、生态购买、配套政策、政府组织等几个主要方面论述了生态脆弱区环境资源管理的制度与政策创新。     

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执政党政策因素分析

执政党政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执政党政策作为政策的一种基本类型,也具有政策的基本特征和作用。执政党政策选择在执政党统治和国家管理活动中更是居于核心地位。通过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政策主张,执政党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政策是执政党执政的关键环节,现代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执政党仍然要通过政策来掌握公共权力和引领社会发展。政策在政治发展中通过一些路径发挥作用。如何看待政策变量在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成为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一个重要和不可忽视的问题。     

非常态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评价比较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为例

在对国家、省级政府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全面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顾客导向的政策执行评估模型,围绕受灾群众最需要但不太满意的政策(包括住房、就业、保障等)进行梳理、归纳,设计相关问卷,并通过对千余户受灾家庭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灾后重建政策的执行情况、各类群体的评价差异.研究表明,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农房修改重建政策落实得较好,城镇住房修复重建政策、就业援助政策落实得较差;受灾程度越大的群体对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越差.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改善非常态环境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建议.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

在经济社会转型、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公共政策。而所采取的公共政策的实践效果如何本身就反映出政府的执政能力。从当前各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成为有关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发展的潮流。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论证了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关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比较以及关于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差异性、互动性的了解,对于取得公共政策的成效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概述了近年来推动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学科基础(如经济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以及社会实践基础;阐述了值得开展政策工具研究的一些主要的视角和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就理论还是就实践来说均有着重要的价值。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