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相关问题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成立要件。生产了伪劣商品,只要未实际销售达5万元以上,无论生产价额多大,都不成立犯罪。相关司法解释是对立法的误读。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设置为抽象危险犯模式,不具有合理性;司法解释关于医疗机构购买不合格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规定,有违对向犯的一般原理,应予废除。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行为对象是伪劣产品。实践中,正确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行为对象以及销售金额是认定本罪的关键。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司法认定——以杨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为切入点的展开

根据“刑事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行政犯违法判断模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当符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对于“伪劣产品”应当进行实质解释,一方面,“伪劣产品”应当违背《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质量的实质要求;另一方面,“伪劣产品”需要具备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属性。行为人生产、销售质量合格的产品的行为可能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不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他人的知识产权。     

谈商标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区别处理

目前在经济活动中,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种类繁多,除了有关法律的列举外,还包括“逆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此外,刑法针对各种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制定了不同的罪名,但这些罪名分别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间存在着竞合、牵连关系,刑事司法实务中有时容易出现罪名选择上的失误,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界定

本文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与非罪界定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诸如伪劣产品内涵外延的界定、故意的类型、明知因素认定、单纯生产伪劣产品行为、运输、仓储、保管伪劣产品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销售金额——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一种解读

销售金额可以分为广义的销售金额和狭义的销售金额。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形态应为危险犯,销售金额应为危险犯中危险状态的衡量标志。唯有如此,才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形态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应对刑法中有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进行一定的修改。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我国刑法第140条、146条和1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第140条和149条的罪名应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但需要在刑法第137条和第1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即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此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涉及到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与相关条文的关系等问题。     

是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还是行政违法行为——从一起案例对二者进行辨析

为了惩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全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至一百五十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处罚。九个罪名在行为方式上基本类似,都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但是鉴于对象的不同,每个罪名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笔者通过一起案例,探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其他几个罪名之间的微妙联系。     

毒胶囊事件的刑法学分析

生产、销售铬超标的毒胶囊的行为,不成立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亦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废旧皮革下脚料为原料所生产的铬超标的毒胶囊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故生产、销售铬超标的毒胶囊即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在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情形下,生产、销售毒胶囊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浅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要件，对于其内涵应该做扩大解释，而且应该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未遂在销售金额上的标准一致化，在立法上应进行一定的修改，这样才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做出更科学、合理的说明。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实践问题探究

在食品安全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现实下,"量刑反制"的思路悄然而生,具体表现为在区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分的过程中对"明知"的主观内容进行曲解。在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区分过程中,由于添加物质的标准不够明晰,也导致了罪刑关系的确定性被损害,甚至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关联行为被适当地确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本犯罪的处罚较轻是符合实际的,但对于结果和情节加重犯应当慎用死刑。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问题探析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所涉及的罪数形态问题,主要存在“法条竞合论”、“想象竞合犯论”、“牵连犯论”以及“实质数罪论”等几种观点。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竞合的场合,存在“一个行为”和“两个行为”的情形。这对罪数形态的判断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一个行为”的场合,即行为人在生产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或者在生产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后又销售该商品的,成立想象竞合犯;在“两个行为”的场合,即行为人在他人生产的伪劣商品上假冒注册商标后销售该商品的,成立牵连犯。根据罪数理论通说,对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都应予以从一重罪处断。     

在饲料添加剂中加入人药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李某某案为例

李某某在饲料添加剂中加入人用降糖药格列本脲,其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和行业标准。但是,从法条文义上看,李某某的行为不属于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从法益保护上看,李某某的行为没有损害产品市场诚实交易的秩序和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罪名之间的协调性上看,李某某的行为不符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实质要件;从违法性判断的相对性上看,李某某的行为不应属于刑法规制的对象。因此,李某某在饲料添加剂中加入格列本脲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制贩假硬币犯罪与侦防对策

制贩假硬币犯罪呈现以下特点：流窜作案、家族式团伙作案突出；犯罪活动日趋规模化、专业化；制假窝点隐蔽并加以伪装，作案手段日趋诡秘；危害日益严重。打防其犯罪的难点主要是有关部门管理有漏洞、犯罪主体易位、金融部门防假宣传不到位、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还不完善。故侦防应从鉴定硬币的真伪、情报导侦、建立假币犯罪控制系统和反假币专业警察队伍、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等几个方面进行。     

不知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定性——兼评司法解释关于贩卖假毒品之定性问题的非合理性

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当作毒品进行贩卖的,事实上不可能造成损害法益的结果,不具有实质违法性,属于不具有可罚性且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对象不能犯.不知道是假毒品而帮人贩卖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以假毒品冒充真毒品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贩卖的也不是刑法规定的毒品,按照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其刑事责任.     

假冒伪劣食品犯罪的成因及侦查对策

假冒伪劣食品主要是指假冒他人注册食品、假冒名牌食品、假食品和劣质食品.违法者制造伪劣食品的最终目的是用少量成本牟取更多的非法利润.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法分子使用各种手段争取消费者的信任.假冒伪劣食品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食品生产者道德观念淡薄,安全生产质量意识不强;出厂检测环节不严;质量监管体系不够健全;执法部门惩治...     

商品销售中立行为的帮助之可罚性探究

商品销售行为的特殊在于,由其具有的业务性、日常性、匿名交易性、反复继续性、可取代性等所体现出来的中立性,使行为本身没有制造、增加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故应否定帮助行为的存在,否定帮助犯的成立。不管对方是否具有购买的形式上的资格,从规范的保护目的考虑,在知悉对方的犯罪意图时,销售违禁品的行为丧失中立的性质,成立帮助犯;销售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日常使用的物品,也恶用于犯罪的,应由使用者自我答责,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销售一般用于日常生活或生产的物品,即使知悉购买者的犯罪意图也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