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知之者,上也”疑义辨惑——兼谈“性相近”章、“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文章借着对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的寻究,结合"中庸"范畴对《论语》"季氏"篇"生而知之者,上也"章义理做了一番深入辨析,并将由此导出的见解引向常被置诸"生知"主题之下的其它章句——如"阳货"篇"性相近"章、"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章。文章指出:(1)"生知"者是孔子为了督促"学知"者、"困学"者、"困而不学"者孜孜以学而作的一种悬设,"学知"、"困学"、"困而不学"所指皆非先天的禀赋,而是后天的学习态度。(2)"性相近"之"性",乃"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亦非"兼气质而言"之性者,它意味着从"气质之性"这些与生俱来的性状那里被觉悟到并拣择出来的"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意味着对"心"的种种善端的觉悟、拣择、扩充,它是一种以"仁"为价值归趋的性向。(3)孔子"非生而知之者",其"信古"、"好古"或在生命化的讲习的义趣上,或在范本效仿的义趣上,无论是哪一种"信古"、"好古",其宗趣皆在于学"为仁"、学"为人"。"学"以"为仁"而"为人"是隐贯于诸章之间的一种真切而灵动的义趣。     

以民为本的仁政传统 对当下政德建设的启示

正孟子、司马迁都认为六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也自诩:"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春秋》乃人主之学,孔子之后解释《春秋》的流派有多家,著名者如《春秋》左氏学、《春秋》公羊学、《春秋》谷梁学等。《春秋》治政大义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得以诠释,但《春秋》诸学中以民为本的仁政阐释始终是其主流,特别是左氏学、公羊学,对我国古代的仁政传统的生成、传播与深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政德建设也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陈廷敬实理思想简论

陈廷敬学宗程朱,尤精于经学.其学崇实心实理之道,倡引经制事之理,论实理实学之用.认为物之理即实体于心之理,此谓实心,亦即主观真实反映的物之理,故此理又谓实理;由实心而得实理,由实理而致循理,此之谓治学之大道.其学意在针砭空谈义理之学风,促进经世致用理论之发展,曾对清初学术思想产生过积极作用.     

作品"含金量"随想

历代侍世之作的奥秘在于含金量高.含金量高要素有二:意与辞.意,又可分为义理与情志;辞,则包括文采和音韵.义理雅正,情志高洁,文采斑斓,音韵铿锵,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的"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四美兼备.文学史就是淘金史,识金史,含金量的评价史.比较文学就是评论、此较作品的含金量.当今的文学作品普遍欠缺的是含金量.许多作品义理失雅正,情志欠高洁,文采少斑斓,音韵缺铿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去浮躁,下功夫,勿贪多求速,做文学作品的拜"金"主义者.     

试析乾嘉学者的文献研究与义理探索--以凌廷堪、阮元为中心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中坚,乾嘉汉学又以文献研究为最大特色。汉学家普遍重视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凌廷堪和阮元,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重视文献考据,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致力于阐发其中蕴含的圣人之道和儒家学说的原有涵义。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了乾嘉汉学从文献考据到义理阐发的学术路径,也深刻反映了乾嘉学者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义理探索的特色以及一代学术自身的局限。     

理学开山周敦颐：开理学内圣意境之先

宋代心性义理之学,实际上是由周敦颐发其端,而后张载、二程等继之,才使儒学大昌,所以后世都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除了指他对理学“心性义理”体系的奠基,也包括他对儒家内圣意境的体悟和求圣的践行。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与融通,使他开启了理学内圣意境之先。     

晚清学术与经世思潮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传统。在晚清学术史上,无论是治今文经学的魏源,还是力主宋学的曾国藩,或是兼宗汉宋的张之洞;不论是强调公羊学的康有为,还是宗师汉学的章太炎,他们都踏上了经世之途,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促成了晚清经世思潮的兴起。     

王莽新政与两汉三家《诗》学之兴衰易势

三家《诗》在汉代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经过两汉之际的政治动荡,这种不平衡发生了重大转化。概而言之,"鲁诗"极盛于西汉,至东汉依然强势;"齐诗"盛于西汉,至东汉则一蹶不振;"韩诗"在西汉相对不显,至东汉而盛极一时。两汉三家《诗》学兴衰易势的关节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篡汉前后,三家《诗》学者明显分为两大政治阵营:"鲁诗"、"韩诗"知名学者以不同方式拒绝为王莽奔走,见于记载的西汉后期"齐诗"学者则大都倒向了王氏集团。这种政治分化影响了三家《诗》在东汉的不同走向。东汉"韩诗"学者大都善言图谶符命,迎合了新的时代要求,这也是东汉"韩诗"传习转盛的重要原因。     

"官瘦"与"民肥"

据唐史记载,唐朝历经九十多年的奋斗,到唐玄宗前期,出现了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期,即"开元盛世".玄宗李隆基欣慰道:"吾貌虽瘦,但天下肥矣!"这虽然是封建皇帝的夸耀之辞,却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值得借鉴思考.     

周恩来反对装修住房

正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出,自他住进来以后,从没装修与翻新过房屋及庭院。虽然西花厅不错,但房子里面比较潮湿,地上铺的都是方砖。因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思想及其对构建当代法治社会的现实意义

柯切恩海姆的"法律政治化"的思想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想的主要体现.前者强调了法律的政治功能,却忽视了法律的社会功能.后者把法律与制度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的理论都具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只"破"不"立"、过于偏激等缺陷.我们建设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确立良法之治以及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树立科学的理性与批判精神等方面,都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思想中吸取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     

儒家勇论与血性人格

儒家大致从不惧、敢为和中道三个方面对勇的涵义作了深刻阐释,同时基于伦理主义的思维定势,认识到勇并不纯粹是善德,它必须借助于其他伦理范畴加以规定,这就是勇必须有仁、有义,必须合礼、好学和知耻。先秦儒家虽没有提出"勇德"和"勇气"的概念,却在思想体系中阐述了"勇德"、"勇气"和"勇力"。儒家还对勇作了明确的等级和类型区分,提出了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野蛮之勇与义理之勇,大勇与小勇,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等类型。当今中国急需深入挖掘和弘扬以儒家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勇德思想文化资源,以作为培养国人血性人格的精神滋养。     

“补钙加油”助力奥运——张家口市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素质教育培训

<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张家口市紧紧围绕提升服务群众素质水平,为党员干部补理想信念之"钙",加服务群众动力之"油"。"补钙加油"工程,打开党员干部解放思想的"总开关"张家口是连接晋冀蒙、京津冀的中心枢纽城市,区位、资源、产业优势明显。但改革开放以来,却在全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环境中掉了队,全市经济总量仅占河北省的4.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全省最低,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省倒数第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张家口市委就如何抢抓京张联合     

“庄老”与“老庄”考辨

人们谈到道家代表人物的时候,一般是以"老庄"并称,但在玄学思潮盛行的魏晋时期,却多有"庄老"一词山现.本文主要考辨了"老庄"和"庄老"两词的渊源所自,分析了两词的内在意蕴及所代表的思想背景,认为"庄老"一词的出现表明了魏晋玄学思潮从以"老学"为中心转向了以"庄学"为中心,而这种转移是因为"老学"和"庄学"之间内在的歧异.     

关于宋学及其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一、关于宋学及对宋学含义的科学界定 何渭“宋学”?自清代以来,学者多从经学方法论的角度认定:汉儒专言训诂,是为汉学;宋儒专言义理,是为宋学。汉宋之争,乃经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实这样界定学宋,是就狭义而言。若从广义来看,宋学则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之总称。就是说,宋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慨急。从横断层面来看,宋学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正如明代唐枢在《宋学商求》中所列举的“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金陵之学”、“涑水之学”、“魏公之学”、“乖崖之学”、“安定之学”、“希     

朱熹《中庸章句》对“性”“道”“教”的诠释及其蕴含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古夜郎国的败家子

夜郎国红红火火地历经了战国、秦、汉几个时期,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却因当权者的乱政,最终被汉成帝斩断国脉,结束了两百多年的辉煌. 夜郎国亡在末代王兴的手里,而灭掉它的西汉成帝,几乎与兴一样昏愦. 历史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古代的这样一个怪圈:每个封建王朝开国之初,都会出一两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几代以后,继承皇位的总是一些无能与荒淫的无耻之徒.西汉前期的文、景二帝和汉武帝,致力于发展经济,拓展疆域,将汉王朝带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到汉成帝即位,朝政一片混乱.在他死后十余年,西汉王朝落入了王莽之手.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论荀子对易学的传承

《荀子》用典颇繁,但直接涉及《周易》者却相对鲜见,后世多因此而忽视荀子与《周易》之间的联系。然而细究荀子对《周易》的看法、荀子引《易》与用典,以及《荀子》与《周易》文本间的思想关联,可知荀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简单。荀子不仅对《周易》的文句、义理十分精熟,而且时刻融贯《周易》之理以指导修身、立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荀子得益于对《周易》"时"、"中"等核心概念的把握,使得其书成为"圣道"与"易道"兼备的著作,其人亦成为先秦时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易学大师。     

评牟宗三先生之论罗近溪

本文通过对罗近溪学说中形而上的宇宙论、性命论、心体论的层层分析,指出提倡自然、生生不已和仁,是他"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学术宗旨的体现.而他的"无体之体"、"不见之见"是他的本体论和工夫论的特点.牟宗三先生认为他是阳明后学中"调适而上遂"的主要弟子之一员,是正确的.而牟先生否认"归于仁、言生化"为近溪之学的特点,却与近溪思想不符.龚鹏程先生不同意牟先生以"拆穿光景"认作近溪学术风格的特点,这是符合实际的.龚先生主张"敬畏"、"戒慎"才是其特点,但与近溪倡导的性体自然与工夫敬畏相统一的工夫不符,而牟先生说近溪主张"无工夫的工夫",比较符合近溪本意.     

朱熹对《中庸》“勇”的诠释

朱熹对《中庸》之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勇具有血气之强和理义之强双重特质，并与之相应生成了勇的一体两面，即血气之勇和义理之勇。血气之勇由人之气禀所生，蕴含了勇的实践精神；义理之勇由义理所发，彰显了勇的心性修养，二者共同构成了勇之全体。在朱熹看来，勇作为三达德条目之一，在于其具有持守之力。勇的持守之力体现在修养工夫上，即“诚”和“时中”，体现在实践中，则是困知、勉行、知耻。正是在此基础上，勇通过“勇于知”与“勇于行”的结合，成为进入中庸的可能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