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物福利立法的限度及其定位——兼谈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经济伦理视角下的道德底线失守之谜

本文基于伦理和经济若干特征来分析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的原因,并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结构”作简要评析,从某一个视角解释道德底线失守的演化路径.个体道德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的第一道屏障,个体只有在一定的经济文化结构中才会逾越社会道德底线；通过分析当今社会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某些认识误区,试寻找社会道德底线失守之谜,从而提出道德自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追问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进行见义勇为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而见义勇为立法涉及到道德的法律化问题,见义勇为立法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本文从道德的法律化问题对见义勇为立法进行了法理探讨。     

从立法角度解读道德的法律化

如何解决“道德滑坡”现象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立法领域,道德的法律化自然成为现实的需求.中国传统法律中所蕴含的天然血缘性,为当前我国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批判的思路.通过简单回顾和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脉络,以期在现代立法中实现道德法律化的有效性.     

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知识产权的道德或正当性一直是知识产权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争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构建知识产权理论和处理实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在前期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①和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问题,指出: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可适用天理道德和契约道德两类道德规范,其中天理道德主要体现为“谁创造谁所有”;契约道德包括“先占先得”和诚信.知识产权之精神权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但知识产权之财产权却难以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对象(财产)是关于知识或特定有用信息的特许用益权,是各国立法主体根据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创设的,仅由立法主体代表本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属性决定,与人类普遍遵从的道德无关.从本性和逻辑上看,知识或有用信息是公共产品,不存在盗窃问题;关于知识或有用信息的法定特许用益权只能被侵犯,不能被盗窃.因而知识产权只存在侵权与否或违法与否的问题.所谓“盗窃他人智力成果”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

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论政府职能的道德性

道德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这对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无论是理性正义论、神序论、契约正义职能论、社会正义论、制度正义论,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仁爱正义论,都不可能克服阶级的局限性和集团的利益偏见,因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政府的职能态度。只有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道德准则,构建和维护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制度和环境的国家机构及其职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政府的职能。     

见义勇为的立法问题研究

见义勇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为见义勇为立法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同时又要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问题区别对待，为见义勇为的立法势在必行。     

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刍议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民主法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牛津法律大词典》写道：“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视为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     

关注人大立法质量的提升

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五年来共审议通过110部法律,其中法律74件、法律解释8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28件,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在立法数量激增、立法规模空前高涨的背景下,将立法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至提高和改善立法的质量,显然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情.立法是维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第一道重要防线,立法质量的优劣高低无疑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公平性和正义度.     

论社会救助立法的伦理基础

我国正在努力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这就需要我们为其寻找深厚的道德根基.国家伦理是一个国家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道德性,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国家伦理为社会救助立法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持,是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而社会救助立法又是国家伦理的现实转化途径,体现了国家伦理中的国家之爱.我们应当以国家伦理为道德支撑,确立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原则,即以国家之爱为核心,体现平等尊重和人道关怀的救助原则.     

浅谈中国社会之“道德入法”

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有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才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和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因此,一方面我国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应该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保证所立之法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防止恶法的出现;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应该上升为法律规范,也可以有条件地把某些不属于道德底线但是应该追求的道德予以有条件的法律化,以保证法律对良好道德风气养成的支撑。     

人民调解立法建议

在人类民主与法制的历史舞台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独领风骚。它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东方经验”或者“东方一枝花”。但是，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为保持生机和活力，彰显其促和维稳作用，急需改革完善和加快人民调解立法进程。     

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立法的必要性 1、正确认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作用。腐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社会诸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惩治腐败也不是靠一个机关、一个法律或者一个罪名可能解决的，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足以对付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的幻想。     

论立法的正义性原则

作为法伦理观念的正义表达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以权利的合理性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法律道德价值需求。因此,分配正义是立法的正义性原则。     

当代中国立法的道德考量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立法难免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在理解道德立法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启发。在论证道德立法的正当性问题上,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性道德领域内的判例,我们将道德纳入立法的表现形式归纳为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社会环境。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道德回归和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时期,立法无法避免要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我们一方面应当谨慎对待立法的道德化,防止立法对私人道德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需要发扬民族传统道德,发挥公共道德对社会价值整合的力量。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一直是一个玄虚但又切实的刑法学问题.无论对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作出怎样的诠释和展开,保护人们的基本需要、吻合共同的社会心理、蕴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标准,可以看成是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而它们可以视为共同构筑了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并在相辅相成和层层递进之中集中体现着一种“社会标准”,进而使得刑法的价值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构成刑法立法正当性根基的那些层面的相辅相成与层层递进,能够得到认知心理学的支撑和说明.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最终所牵扯的是刑法立法即刑法本身的“求真务实”即其科学性.     

动物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研究

本文从我国现有的动物保护立法指导思想出发,在动物权利论和动物福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下的道德关怀这一立法指导思想。     

法律不能强制执行道德——由“黄碟案”和“换偶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说明了法律是道德的体现,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但同时也会让人疑惑——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罪与非罪的考虑因素之中是否渗透着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本文结合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对“夫妻黄碟”和“南京教授换偶”案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