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被动的自主”：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及其机制解释

地方政府创新是公共管理领域一项经久不衰的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政府创新动力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鲜少关注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滞现象。通过观察发现在地方政府创新阻滞中存在不同的样态,大致可分为原生型阻滞、扩散型阻滞和持续型阻滞。这些阻滞类型的生成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行动者的原因。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的示例,剖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阻力机制,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与风险规避、惯性强化与路径依赖、资源约束与配置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阻滞的主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被动的自主”这一新的概念,并提炼出三则命题。在推进地方政府创新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阻滞类型呈现的特点和发生学逻辑,采取更为精准的治理策略。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动路径：基于全国市级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

数字政府作为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如何建设数字政府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研究命题。运用“面板数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能力保障”“活力催化”和“动力支持”三个方面,提出财政支持、数据管理制度、垂直压力、水平压力、媒体舆论和政府注意力六个条件变量。结果显示,无单一变量构成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压力型”特征。在引入时间效应与案例效应后发现,垂直压力必要性逐渐增强,而水平压力和媒体舆论的必要性逐渐减弱,且政府注意力在城市之间呈现集群效应。基于研究结果对数字政府建设进行了学理解释,启示实践者发展数字政府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做到优化财政分配、强化顶层设计、紧扣公民需求、实现上下联动。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     

为安全而竞争: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新视角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下，安全议题在地方治理议程中的优先级得以提高。同时，在分级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制度作用下，地方围绕安全政绩展开竞争。安全治理的特殊属性导致其在政绩表现形式、考核方式、结果应用及竞争实质上与发展治理不尽相同。在“为安全而竞争”的过程中，地方分别在不同环节采取了多样化的竞争策略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与安全在治理层面的阶段性冲突，但同时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运行效应，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安全治理容易陷入内卷化困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并完善考核与问责制度的运作规范，对压力与激励强度进行适度调适。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并采用中国地级市政府数据对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除公众压力的影响不显著外,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政府资源与能力等因素都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城市行政级别等因素也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有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和政策专家可以据此制定合理的政策举措,推动和加快电子政务发展速度。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保障房供给——基于江苏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无论相对于政府的最大供给能力,还是相对于保障房需求量而言,我国保障房供给量均为不足。因此,保障房供给不足的根源及对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县级政府是提供保障房的职责主体,然而,在现行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架构下,提供保障房无法给县级政府带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的提升,因而地方政府缺乏保障房供给激励。本文理论分析并利用江苏县级层面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对保障房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是保障房供给不足的主要根源;财政分权总体上对保障房供给产生负向影响,但区域差异较大。因此,增加保障房供给,需要改革目前政府治理架构,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地方政府竞争: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传统理论研究地区经济差距变动主要是围绕资本、技术、空间因素进行讨论,运用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深入分析大国体制转轨进程中区域差异,是理论创新的一种尝试。地方政府竞争存在的基础与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职能分不开,目前的研究从竞争性政府、机构竞争、财税竞争和制度竞争多个层面展开,涉及的财政分权和制度变革对中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运用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深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政府竞争作用于区域经济变动的若干因素。     

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最新进展

地方政府间合作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有了新进展,呈现出组织类型众多、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领域制度化与务实性等诸多特征.未来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发展趋势,将注重信任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创新多中心网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发展轨迹,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抉择之结果,而利益诉求则是其内在运行逻辑.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邻避事件治理中的政府注意力配置与议题识别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主要围绕邻避事件治理中政府决策注意力配置及其议题识别展开讨论。通过收集2007-2014年间的35起邻避事件,运用注意力基础观理论,对事件治理中政府注意力配置的过程机制进行分析,并引入张力概念来描述涉及的政策议题,建构了基于价值导向和过程导向的邻避治理的张力议题识别框架,为政府在邻避事件治理中的决策选择提供概念框架。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从边界分野到跨界共轭：政府数据协同治理交互困境扫描与纾困路径探赜

政府数据协同治理是数字时代政府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效能的应然性要求和实然性体现。基于界面治理理论,具体扫描了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在主体、客体、本体、载体四个维度子界面的交互障碍,并分别基于价值共创、鲁棒优化、整体桥接和生态演化理念针对性地提出突破子界面交互障碍的纾困路径：打造耦合联动的众包治理共同体,形塑高质量低风险的数据交互集,构建全局关联的网状组织关系谱,优化功能互补的协同治理工具箱。通过细粒度、微视角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为政府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资产价值、提升数据协同治理的功能、实现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