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分配正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分配领域面临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分配正义面临严峻挑战:分配正义与理论挑战(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传统理论的挑战、分配正义与现实对理论的挑战)、分配正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整合(分配正义与社会建构、分配正义与政治合法性)、分配正义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分配正义研究与现存正义理论等,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成为当代中国分配正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当代中国分配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正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凸显,其焦点在于分配正义。得所应得是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按贡献分配和按需要分配两个原则。违背得所应得原则有得所不应得和未得其所应得两种表现。贯彻得所应得原则必然要坚持矫正正义和对弱势群体的补偿与扶持。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与G.A.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学术界进行了一场有关马克思与正义(伦理)问题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包括三个问题: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剥削看作一种分配的不正义;马克思如何看待分配正义;马克思所设想的按需分配是否是分配正义原则。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分配和评价分配的解释;第二个层面则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G.A.科恩在马克思给后人留下的两大理论空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丰富了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与诺齐克之对话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虽只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于如何达到分配正义的解答也存在相当不足,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他们的正义理论和社会正义原则对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非正义的问题均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论企业法人商事主体地位的取得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其成熟完善之体制下，有关对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正义要求，即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实质上体现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两个方面。按照最早区分这两种正义的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之观点：交换正义是事物之间的绝对平等，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交换正义至少需要两人，     

治理体系下分配正义的问题与策略——以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配正义之争为切入点

追求正义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当代政治哲学家不断为解决正义问题提供理论思路。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表达了对平等的关注。诺齐克从"持有正义"出发,论证个人权利是公正的底线。两位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公平平等论还是权利平等论。基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社会应得理论视角,为缓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不平等的分配正义问题提供理论思路,通过系统的制度创新来实现限制"权力"和解放"权利"相匹配,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协调机制,从而解决我国分配正义问题。     

环境正义的分配范式及其超越

作为全球绿色运动中的重要一脉,环境正义是民权运动、反有毒物运动、学界推动、原住民斗争、工人运动,以及传统环境主义共同孕育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囿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传统正义论的影响,环境正义的研究范式一直被分配正义所主导。但正义之内涵远不止于分配维度,而应有更宽泛的意义和指向。学者们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和现实的环境正义斗争实践表明：将正义和环境正义之“正义”内涵归约和简化为单一的分配视角是有失偏颇的。正义实际上是集分配、承认、能力和参与等四种维度于一身的统一体。基于此,对传统正义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反思,并积极重构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就显得非常必要,对推动正义论,尤其是环境正义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分配的正义

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存在着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所谓分配正义,就是根据各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给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历史上对分配正义的根据主要有5种观点,应将其中合理观点纳入到一个系统之中,形成分配正义的根据的新观点,以体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效率等价值观。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分配正义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要求。     

论分配的正义

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存在着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所谓分配正义，就是根据各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给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历史上对分配正义的根据主要有5种观点，应将其中合理观点纳入到一个系统之中，形成分配正义的根据的新观点，以体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效率等价值观。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分配正义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要求。     

新时代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

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分配正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正义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相互地位决定了人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所以,生产方式才是分配正义的真正依据。     

福利正义及其实现

正义理念大致沿着美德正义、神性正义、契约正义、分配正义的路径衍变。在当代社会,分配正义是正义的核心关涉;福利正义是其核心组体,指称福利分配体现的公正、适当、恰如其分。福利正义理念有着深远的渊源、价值要素(需要、应得、平等)和实现要素(再分配、承认、权利)。福利正义通过再分配和承认两条途径得以实现,权利——在现代社会概化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此赋予法理基础和保障。     

关于公平分配学说的历史综述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在西方经济论理学上的分配理论层出不穷，大致上有分配正义，自由主义经济分配理论，功利主义分配理论，帕累托效率指向的分配理论等四种分配理论。这些分配理论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并且分配概念的理论内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分配的指向也不同。     

法的正义观对法治的选择

社会价值分配的正义是多侧面的,反映在法的领域则存在着正义的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此二者也并非单一的概念,它们分别以三种形态表现出来:制度正义和社会正义,抽象正义和具体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不同形态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学说,对法的引导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法治的精神内涵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因此,法的正义观价值取向的确定不是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正义走向极致也就走向了片面和负面.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正义之间对冲突的包容和妥协推动着法治不断发展向前.现代社会法治必然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追求的过程正是我们对正义不同侧面的权衡和思考的过程.     

生产正义还是分配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理论比较研究

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反思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困境的关注,罗尔斯和马克思都建设性的给出了自己有关正义的理论构想。但是在对正义实现的具体诉求上,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罗尔斯从"无知之幕"的设定引发出自己的正义理论,试图通过后天再分配来保证平等;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正义问题,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就是要"解构"资产阶级各种关于正义的普世永恒的学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正义范式,即生产正义。     

正义的情境:思考正义的语境之维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思考正义的维度: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前者认为可以确定适用于所有情境的基本正义原则,这种基本正义原则与所要分配的资源类型或社会制度类型无涉;后者则主张正义原则是具体情境化的而不是超越情境恒定不变的,情境与原则是始终依存的,并且特定情境下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并非某种恒定的基本原则的派生物.沃尔泽(Walzer)的正义理论是思考正义的语境之维的集中体现.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治理性团结：第三次分配正义实现的路径省思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从正义的视角可以将第三次分配归纳为三种不同的团结样态：制度性团结、社会性团结、治理性团结。国家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三次分配的联结是一种制度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弥补初次分配、再分配不足的宏观正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实现形式的微观正义。但是第三次分配也存在正义不足的情形,而治理性团结可以纾解第三次分配正义不足的困局,通过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多主体参与、受助人员反哺式参与等多元主体联动促进第三次分配正义,为更快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支撑。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 ——柯亨的否定剖驳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重要代表之一,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提出否定,究其理由,呈现为三个递进的链环: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未在道德上对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予以论证;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意味着不平等;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由于在应然和实然状态上都坚持了自我所有原则而表现为不平等。然而,由于柯亨舍弃历史本身而在纯粹道德的基础上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加之没能认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平等意义,并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由于坚持自我所有原则而表现为不平等的误判,所以,柯亨的否定并不成立。事实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任何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的企图都必将是徒劳的。     

天赋与分配正义:德性限制抑或私有公用

天赋是分配正义的永恒主题,卢梭与罗尔斯在承认天赋分布的自然事实前提下,对天赋影响的整体认知却迥然不同:在天赋影响的态度上,卢梭认同个人天赋占有的正当性,提倡天赋差异在社会中的合理影响;罗尔斯则认为个人对天赋的专有是不正义的,对其影响予以坚决抵制。在解决方案上,卢梭主张基于德性的分配正义观以规制天赋的实践,通过顺势疗法处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则强调以需求为基的分配正义论,试图通过天赋的私有公用根除其社会影响。然而,这种差异实为平等时代主题的嬗变和德性思维方式的下落所致,两者的比较为梳理和把握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