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及防治

防治恐怖主义犯罪重点在于对恐怖活动犯罪定罪处罚和国际合作打击恐怖组织。认定恐怖活动犯罪应从其特殊目的、恐怖手段、公开性、国际性方面把握;认定恐怖组织宜采取行政认定模式,便于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增加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加重法定刑和完善反恐诉讼程序是刑法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可行之举;加强出入境管理、严格监管金融活动、严格控制危险物品流通和建立专门反恐机构是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措施。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的危害与公安机关的应对策略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尤其是境内外“东突”及“藏独”势力的恐怖犯罪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危害,这些犯罪活动不仅冲击局部地区的主流价值观、宗教观,破坏我国法制,侵蚀当地民族的国家认同信念,而且直接挑战我国的国家主权。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威胁,我国应积极推动反恐立法,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重视情报、舆论引导和群众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和预案演练,以有效遏制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及防治策略

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恐怖性、破坏性、政治性或社会性、新闻效应性等特点,呈发生日益频繁、对象趋于泛化、威胁范围日益扩大、危害日益严重的发展趋势。防治恐怖主义犯罪,要注重标本兼治、预防与打击相结合,强化反恐情报的主导和预防作用,推进反恐法律体系建设以及国际合作。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反恐的国际合作

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反恐的国际合作包括引渡、刑事侦查中的互助合作程序、文书送达、庭审、执行、涉案财产处理等与诉讼程序密切相关的措施,以及与恐怖主义预防有关的行政性质的国际合作措施.研究并借鉴这些反恐的国际合作形式有助于我国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俄罗斯的反恐对策及借鉴

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犯罪的重灾区,其完备的反恐立法、全面的反恐措施、艰辛的反恐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反恐样本。与之相比,我国要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尚需要制定统一的反恐法,建立完善的反恐危机管理机制,实施“堵”、“控”策略,扩大国际合作。     

以西班牙反恐策略为鉴完善我国的反恐对策

西班牙在打击以埃塔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过程中,运用刑事和行政立法、刑事司法及执行、设立反恐法庭、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受害者赔偿制度、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犯罪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应当参考西班牙的反恐政策,在完善我国反恐立法的前提下,依法打击恐怖分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建立反恐武装力量,加大反恐信息工作的收集力度;注重涉恐罪犯的改造工作和人权保障;在武力打击、情报收集、经济金融等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反恐合作,同时寻求国际社会对我国反恐事业的支持。     

俄罗斯反恐战略对我国反恐的启示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和不断升级。在当前国际恐怖势力日趋猖獗、恐怖袭击手段呈现多元形态的背景下,探析俄罗斯反恐战略的主要举措及经验教训,对我国确立反恐行动的指导思想,制定完善的反恐战略,使反恐行动更具科学化、效率化,提高防范恐怖袭击、打击恐怖犯罪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纷争与平衡——推动中国反恐立法的几点思考

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界定纷争较多,既有刑法学上的概念,亦有犯罪学上的概念,无论站在什么角度为恐怖主义犯罪下定义,都必须坚持一个共同的标准或原则,即恐怖分子的邪恶心理--认为攻击的那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罪,攻击对象是不特定的无辜者,追求的效果是社会恐怖.恐怖犯罪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因而在反恐过程中应坚持治理的整体性,注重标本兼治、预防为主,密切国际合作,积极搜集反恐情报,以有效打击恐怖分子.在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应坚持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司法独立原则.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