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现状及其培育——以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

通过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约束和引导,法律职业伦理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的自律,有利于提高其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有利于腐败遏制和公正司法,对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调研显示,法律职业群体,尤其是律师遵守职业伦理状况不容乐观。实践中存在律师乱收费、虚假承诺、虚假宣传,公检法人员办理"人情案"现象等;这些行为对法律职业群体的形象产生影响。通过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法律职业群体进行职业伦理培训、引导等方式加强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能够促进法律人的职业化和法治建设。     

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失范的法治思考

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失范问题是目前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是各类腐败现象中危害特别严重的一个方面 ,它直接威胁我们党的生命力和国家政权的性质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政治道德失范问题 ,可以发现它同社会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法治的角度总结其经验教训 ,找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对策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具有重要的意义。一、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失范的表现及其严重危害。领导干部政治道德是指领导干部政治道德意识、政治道德关系和政治道德行为的总和。所谓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失范 ,是指领导干部政治道德意识系…     

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

科技风险规制所要求的行政扩权对法治构成了挑战,诸多学者倡导以政府主导的事中程序进路来调控行政权,但其面临着与行政法理论不能协调的理论困境以及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甚至导致行政滥权的实践困境。所以应当在程序法治范式的指导下,推行科学系统对风险的自我规制。相比政府主导,自我规制具有妥适性、正当性以及与法治原则相协调的优势,其消极效应则可通过借助程序机制的再规制加以消除。实现对科技风险自我规制的规制,需要从组织安排、认证程序和司法控制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的四个面向及其实现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技术与政府管理和行政法治相融合的产物,在推动政府职能变革、提升政府治理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价值和治理难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为保持法治政府内核不变,应该在贯彻传承性、法治性、数字性和未来性四个面向的基础上,坚持内涵式发展,并将这些重要理念融入行政法典。同时,对于法治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来的理念动摇、组织矛盾、程序风险和技术障碍等方面的挑战,可以在政府治理与社会参与协调、政府内外动力共同驱动、数字技术支撑,以及道德、伦理和法律共同掌控的前提下,着重完成筑牢技术基础、更新行为方式、再造行政程序以及安全风险规制等方面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权力运行的底线道德与责任制度

法治社会理应拥有较强的规制权力、预防权力异变、遏制权力异化的装置与能力。在当下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 ,传统伦理体系应能开出历久弥新的价值。对公权力主体的道德诉求既不应是常人道德 ,也不应是圣人道德 ,而应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职业道德。符合法治理念的责任制度应符合责任法定、权责一致、责任自负、责任平等、责任明示与公开、责任必究及遵循程序等原则。法律只是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从外部最大限度地遏制由人性所决定的权力异变 ;职业道德建设是从内部最大限度地将外在的行为规则内化为人的灵魂结构。责任制度建设离不开职业道德的伦理支撑 ,职业道德建设离不开责任制度的刚性规制。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现状的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大学生科技伦理状况。对8所高校的779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明显缺失,主要表现在学术道德和对科技社会效应认知两方面。对此,大学生自身加强认知的同时,高校也应更加重视对学生科技伦理观的教育和培养。     

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

从法律的内在价值要求、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伦理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伦理包括蕴含在法律制度中的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法律行为伦理即职业道德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有助于法律终极目标实现的"社会医生".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重构和法学教学方法的转变.目前,开展法律伦理教育面临的障碍主要有思想认识上的偏颇,社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以及法律国家主义的影响等.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法治思考

加强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对于提高教师德行素养,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法治德,对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作为指导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方针。在以法治德方针的指引下,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法制素质,是高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基本任务。采取自律与他律并重,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工作方式,将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     

法律推理中的独特思维倾向及其可能的误区

法律推理是一种特殊的推理。它既具有推理的一般特征,也有自身的独特性。法律推理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推理主体的思维方式上。在法律推理中,人们根深蒂固地具有三种思维倾向:规则取向、概念取向与自治取向。这些思维倾向是在长期的法律推理活动中形成的,因此在法官、律师、学者等专业或经常从事法律推理的主体身上最为凸显。正因如此,它们有时也被称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或法律(人)思维。一般情况下,这些思维倾向使得相关主体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的裁判结论,有助于说明判决的合法性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限权、平等、法治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道德理想。但如果在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它们也可能会给法律事业造成危害。为了推动法律领域内的知识增长与实践进步,我们要对这些思维倾向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一方面要承认它们的存在并给予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可能的风险。     

法律算法化的可能与限度

法律与算法在技术性表征上具有类似性,即产生机制的类似性、功能效用的类似性、表达方式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为法律借鉴算法创造了可能性。法律与算法在价值性内核上具有异质性,即运行逻辑的异质性、有效性来源的异质性、认知方式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提示了法律与算法之间的距离。关于类似性与异质性的分析为法律的算法化限度提供了一个总原则,即法律在技术性的层面可以借鉴算法的模式与成果,但在价值性内核上应与算法保持距离。这个总原则可以分解为三个限度,即科学主义限度、建构主义限度、工具主义限度。科学主义限度要求法律在借鉴科学技术的同时,警惕科学求真逻辑对法律正义命题的侵蚀;建构主义限度强调法律借鉴算法建构思维的同时,防止纯粹建构理性对法治的误导;工具主义限度则提示将法律视为达致特定目标工具的同时,要时刻关注法律的价值属性,尤其重视法律人及其反思在控制算法思维泛滥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3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第一届齐鲁法学论坛述评

与30年的改革开放同步,中国法治经历了一个理论不断革新、制度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第一届齐鲁法学论坛以"回顾、反思、展望"为主线,回顾和总结了30年来的法治历程与经验,反思和展望今后的发展道路。论坛研讨了刑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司法制度、法学研究、学科建设、法学教育等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含量。今后我们的法学研究还要进一步拓宽视域、提升层次,使之具有国际视野,积极融入全球法学发展进程之中。     

Ethics for Lawyers or Ethics for Citizens? New Directions for Legal Education

The Lord Chancello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andConduct (ACLEC) has calle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foundations of legal education. However, it has not justified its premisethat teaching legal values at the initial stage will enhance professionallegal ethics.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esent system of education, given itstechnocratic, individualistic, and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cannot meetACLEC's challenge. A more ethical legal education can be envisagedwithin a neo-Aristotelian framework. This perspective emphasizes thereflexivity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ethics, and utilizes the active andparticipatory learning approaches which should enable students to engagein meaningful moral discourse and problem solving.     

法科教育中法律仪式教育的意义及其实现

法律仪式作为仪式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在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法律仪式有规则化的（制度化的）与未被规则化的之分。规则化了的法律仪式零散存在于我国法律法规之中,呈碎片化特征。法律仪式教育在我国法科教育中散见于部门法学的教学中,内容多为规则化了的法律仪式。法学教课书中并没有法律仪式这一概念,未被规则化的法律仪式在法科教育中是不存在的。法律仪式教育对法科学生的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培养有着积极意义。     

科技侦查的兴起及其法律规制

为了有效打击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犯罪,需要整合各种科技手段开展侦查工作,树立科技侦查的理念或模式。在倡导侦查执法规范化的新时期,侦查机关在运用各种科技侦查手段时,需要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尤其要注意依法保障人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大平衡。一言以蔽之,倡导科技侦查,既要注重提高侦查的科学化,又要重视侦查的法治化。     

大学中法学教育的规定性及其目的

诸多学者对当下大学中的法学教育脱离实践之现象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大学中的法学教育应该进行实践化的转向这一观点。该观点与大学中法学教育的效果和社会需要不相适应有紧密关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本文认为，大学中的法学教育不应完全以经验为导向。更应重视法律精神、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法律基本理论的传授。     

“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