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遗产分割中归扣制度的立法建构

归扣制度旨在保障共同继承遗产分割的公平。这一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广泛确立,我国继承传统习惯和现实生活对此也持肯定态度,但我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则未予规定,导致部分遗产纠纷缺乏适用的法律依据。随着现代家庭财产种类的多元化和结构的复杂化,在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和尊重我国民间继承习惯的基础上,在《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归扣制度,实现利益分配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解决农村民间金融问题的法律思考

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村产业化经营、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十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困境下,农村民间金融这种由劳动人民自发进行的金融活动迫切需要现代金融法律的加以规范,本文作者主张通过健全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确立民间金融主体的合法地位,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建立民间融资的保护性法律制度,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市场借贷活动。     

我国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兴起与变革

我国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高校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小组或者法律诊所。但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得到确立的时间毕竟不长,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本身难免存在一些缺陷,现阶段仍面临着缺乏资金支持、缺乏有效管理和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和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立法不足等诸多困境。为此,应该主要从加强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制度建设、增加并规范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及推动政府对民间法律援助事业的协调和宣传等方面着手变革。     

略论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之构建

当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昭示着社会秩序的高级形态和基本走向,旨在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延续,保障农村民间金融的正常运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制度缺位、风险防范机制缺乏、价值取向滞后等问题。构建理性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十分必要,具体路径包括:国家法对农村民间金融的认可与规制;农村民间金融与"软法"之天然契合;农村民间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之健全;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之培育。     

农村继承习惯与继承法的冲突与协调

《继承法》的修改需反映民众的意愿,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遗产继承和纠纷处理的需求。在现行法律制度的发展之下,要重视和融合合理的民间继承习惯,并将其有效地运用于立法活动和司法审判当中,实现制定法律和传统习惯的良性发展,共同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逻辑与现实:中国民间融资的生成与法律规制

民间融资是"自生自发"形成的金融秩序。在逻辑与体制动因上,民间融资是我国"金融抑制"所产生的对我国正式金融制度的必然补充。在现实中,我国民间融资面临着诸多生存困境:国家法律的强硬打压;"民间金融法制化"的泛化等问题阻碍着民间融资的发展。因此,需要重新理清民间融资的法理与实践关系,在理顺逻辑与现实的问题上对其进行适度的法律规制。     

民间公益组织法治化治理路径完善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民间公益组织的法治化治理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民间公益组织法治化治理过程仍存在缺憾之处,亟需在法律体系、治理理念、内部治理的法治引领措施、外部运作的法治监管制度及法律救济机制等方面进行健全、完善及创新,以促进民间公益组织社会经济潜能的发挥。     

尊重民间习惯下的继承法修改——试论遗产归扣制度的引入

我国现行《继承法》自198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当时的立法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使得继承法的修改势在必行,《继承法》的修改,在借鉴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的同时,应尊重中国传统习惯和我国继承制度的固有法的特色.归扣制度的伦理性与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现实有着极高的切合性,完全可以依我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实际在继承立法中加以改造利用.     

民间借贷的法律困境与体制创新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能有效缓解银行借贷资金不足、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并逐渐成为我国金融体制外的有益补充。但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缺乏对民间资金的规范和引导,导致民间借贷纠纷不断,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形成制度激励,促使民间借贷走出困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产权制度研究

产权制度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的核心制度，其合理安排与否对珍贵的遗产资源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现有的遗产产权制度诞生于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考察遗产产权制度变迁可以发现，现有产权制度具有界定模糊、行政垄断严重等特点。这样的产权制度不仅导致了实践中遗产的不当开发、破坏开发，还严重阻碍了自发的遗产产权制度创新。这样的产权制度已成为我国保护珍贵的遗产资源、使遗产事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障碍。     

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的完善--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虐童行为主要表现为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及忽视等形式,对儿童身心健康会造成潜移默化的损害,进而阻碍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生命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上述权利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是其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已构建以宪法为统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的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同时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出台的司法解释文件、部门规章予以补充。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以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案例对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体系化的分析,可以为我国防治虐童行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香港地区保释与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比较研究

就我国而言,刑事司法领域依然是惩罚犯罪占主导地位,个人人权的保障相对较弱。就审前羁押来说,现阶段的审前羁押有普遍化、超期化的特点,取保候审制度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而香港地区历来具有普通法系的特点,注重人权保障,香港地区的保释制度便是最好例证。＂一国两制＂下,有必要对香港地区保释制度和大陆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明确个中利弊,从而利于构建符合我国实践的审前释放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继承权丧失制度的完善

继承权丧失制度是继承法中重要制度,直接关系继承权丧失人和其他继承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维护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继承法》中关于此制度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对比国外立法例,检讨我国现行立法,以期构建完善的继承权丧失制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中华传统文化双重继承法研究

双重继承法指的是在圆融和合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方法。在双重继承的过程中,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是逻辑先后的关系而非时间先后的关系,是共通互补的关系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双重继承法既能保持文化自省精神,又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通过双重继承法可以充分继承和科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赋予其时代意义,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契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坚持双重继承法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信仰·仪式·神话——“产翁”与“射日”习俗解析

"产翁"即男子"坐月子",是唐至清代广泛流行于中国南方壮侗语族先民中的一类特殊习俗。与"射日"有关的神话在中国也曾广泛流行,西南地区苗瑶族群中至今流传,甚至遗有表演这一神话的"射日舞"。分析发现,二者均是古之某种仪式的遗存。其中,"产翁"之俗是人们相信男子"坐月子"可保母子平安信仰下的一种仪式,它的出现或与南方湿热气候下初生儿的存活率有关。而"射日神话",本是对"射日"仪式的解释,"射日"是人们在旱灾中登高以箭射日的一种仪式,基于人们相信如此可驱退酷热的信仰,其或与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气候异常有关。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法治国"则具有外在客观性,两者必须相互扬弃对方的片面性而达成和解。"以德治国"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确立"道德承认"原则,并把"道德承认"原则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实体性存在论基础。所谓"道德承认"是指,在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应该从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保护个体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出发,来保证共同体具有绝对的存在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依法治国"不意味着取代"以德治国",而是要坚持两者相结合。"以德治国"提供的"道德承认"原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终极性价值支撑。     

Grain Procurement,Tax Instrument and Peasant Burdens during China's Rural Transition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China's grain procurement system as a major instrument in rural taxation survived the communes and lost its importance only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s agricultural liberalization progressed, the traditional tax instruments of ‘tax deduction prior to grain procurement payment’ and implicit taxation through ‘price scissors’ gradually eroded.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local governments in agriculture-based regions resorted to informal fees collected directly from individual rural households while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regions shifted to non-agricultural taxes that are less costly in terms of tax colle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a large panel data set supports our hypotheses of rural taxation in China.     

从历史角度看刑法判例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融合的趋势,但这种融合并不是对同一种法律关系可以同时采用制定法和判例法加以调整的融合,就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现状而言,推行判例法无异于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尝试。只有从制定法的前提出发,探索科学的定罪量刑之道,才能推动我国刑事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