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园“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虐待儿童罪“不必说”的刑法立场

随着各地有关幼师“虐童”行为的报道不断地见诸报端,针对“虐童”行为法律规制的探讨亦如火如荼,但总体而言,论者们争议较大,莫衷一是。其中,有学者主张设立“虐待儿童罪”以之应对,但其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论证。不论怎样,鉴于“虐童”行为自身具有的危害性,即应从法律的视角探寻规制的路径。     

论反虐童犯罪刑事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严重侵犯少年儿童权益的恶性事件频发,但在有关反虐童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却多年原地踏步,缺少实质性变革。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在反虐童制度,尤其是反虐童刑事政策方面的研究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所致。本文意图展开对我国反虐童刑事政策之全面考察,探讨以刑事司法制度建构为手段,打击,遏制虐待儿童行为,保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各种可行性政策选择,站在公共政策体系的高度,全面考察针对虐童行为刑事对策的社会文化需求,法理基础,立法技术以及综合性制度保障体系。希望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机关提供充分全面的决策依据,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发展。     

中日虐童刑事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虐童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毒瘤,不仅直接侵犯儿童利益,也间接损害了国家的人力资源。针对虐童问题,中国与日本采用了不同的刑事立法模式,日本形成了以刑法典为主、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为辅的多轨制的混合模式,为儿童保护构建了一套成熟、全面、细致的刑法规制体系。相较之下,中国单轨制的法典化模式并不能有效防止虐童行为,尚未形成系统合理的刑法规制体系,因而,完善中国关于虐童的刑事立法模式势在必行。     

我国刑法应增设虐童罪

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教师虐待儿童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然而,在我国刑法中,虐待儿童的实施主体范围具有局限性,导致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因找不到准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对实施主体进行处罚。应该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预防和惩治虐童行为。     

困境与出路：预防本位下“虐童罪”之设立——以浙江温岭颜某某虐童案为例

我国现行立法无法有效规制虐童行为,主张扩大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适用范围或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基于罪名所具有的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和针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功能,以预防为本位增设＂虐童罪＂是规制虐童行为的最佳选择。借鉴域外法之规定并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现状,＂虐童罪＂的罪状应表述为＂以报复、取乐或侮辱为目的,虐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     

完善儿童权益保护之探析——以设立虐童罪为视角

少年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理应保证未成年人有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虐待儿童事件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强烈关注。目前,我国尚未设立虐童罪,然而调查表明90%的人支持设立虐童罪。随着虐童事件的发酵,关于虐童罪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鉴此,分析虐童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通过立法增设"虐童罪",无疑是遏制虐童现象的重要举措。     

试论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制

当前虐童事件多发,其表现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造成严重后果才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事后干预形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规制值得深入探讨。家庭和学校是两大虐待源,从源头上加以控制极具必要性。应当立足国情,重视早期介入,多措并举,加强多种形式的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并完善立法,形成全面有效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以更好地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温岭市幼儿园教师“虐童”行为的法律意义

温岭市一幼儿园女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未必构成犯罪,在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严格区别法律和道德,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坚持正确的侦查逻辑。此案启示我们:要综合评价各方的错误,虐童罪应纳入刑法。     

我国学前教育机构“虐童”问题研究——基于35起有罪判决文书的分析

解读35起学前教育机构"虐童"案件文书发现,学前教育机构"虐童"犯罪具有侵害行为形式复杂且较为隐蔽、犯罪发生地点位于学前教育机构内的隐蔽地点、犯罪人往往具有正当身份等明显特征。现有法律对该类犯罪的惩罚力度不足,学前教育机构从业审查制度缺位,犯罪人心理和被害人身心具有特殊性,共同促成此类犯罪的发生。相应犯罪预防应从规范罪名适用,从严把握量刑;规范开办学前教育机构要求,落实安全制度;严格落实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入职审查;引入心理测试,提高职业准入标准等方面入手。     

我国幼儿教师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干预——案例评述的视角

近期,浙江温岭某幼儿园发生的虐童案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值得的关注的是,公安机关此次拟采取刑事制裁的手段。虽然行为人最终被无罪释放,但对虐童问题的研究却不会因此而结束。本文将以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论述我国刑法在该领域的适用与局限。进而提出有关的完善途径,以期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儿童。     

营商环境视域下自我交易条款之法律适用研究--以区分组织法逻辑与契约法逻辑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常对合同自我交易条款的规范性质产生认识分歧,其根源在于混淆了组织规则与契约规则的属性。在组织法逻辑视角下,对合同自我交易条款规范的目的在于规制利益冲突的交易行为进而追究违信责任,而非否定合同效力;在契约法逻辑视角下,对自我交易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运用代理制度中的自我代理行为和代理权滥用规则认定为合同效力待定。结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报告,对我国公司法上忠实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应当采取交易公平性原则,同时赋予程序性法律要件即举证责任移转。组织规则与契约规则区分的目的在于划清法律规则的调整场域,防止越俎代庖,为司法实践中审理合同自我交易条款纠纷案件提供参考。     

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研究

随着司法公开的推进,庭审直播已然成为审判流程公开的重要窗口。在司法公开带来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庭审直播中存在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立法不完善、当事人缺乏对庭审直播的知情权、隐私权保护意识不强以及缺乏对当事人的救济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庭审直播中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则、设置庭审直播告知程序、加强隐私权保护意识以及畅通当事人隐私权受到损害时的救济途径等措施对庭审直播中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强化。     

从融合到分立: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

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直接层法益"与"间接层法益"双重法益。"直接层法益"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权利与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为核心的被动性的性权利,"直接层法益"为个人法益;"间接层法益"为性道德等社会法益。而成年人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主要是基于"性的隐秘性"善良性风尚和性道德的社会法益。法益具有立法检视功能和区分功能,客观上需要将儿童网络色情犯罪与成年人网络色情犯罪分离,进而设置独立的刑事规范,并对儿童网络色情信息范围、犯罪行为类型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重新进行建构。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论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

中国现行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被视为特别的私法制度,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亟须通过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予以解决。反就业歧视法属于以保护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法,平等就业权的法益结构是人格尊严与就业机会两位一体的利益集合。平等就业权争议应当属于劳动法领域的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将就业机会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将强制缔约设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并按照保护法益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论构建与法治中国相协调的法律监督理念

理念是执法的第一要素,文章提出构建法治中国需要检察机关深入思考自己的法律监督理念,阐述了在推进司法改革中,牢固树立与法治中国相协调的法律监督理念,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强司法保障的必要性。     

Chapter 9: The Use of Law for Preven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ummar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of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is to prevent harm by regulating conduct prospectively. Almost all law—whether in the form of a statute enacted by a legislative body or a judgment decreed by a court—is designed, at least in part, to avoid some socially undesirable future state of affairs. This chapter explores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ways in which lawmaking (both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may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prevention and the legal system may be used for preven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lthough the chapter focuses on litigation and legisla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those in the fields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retardation, the legal processes and principles described extend to many other areas of law with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health and preventing harm.     

试论对行政合同的法律控制

行政合同是从民事合同中产生的,与民事合同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它是民法精神渗透行政法的融合物。但行政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为了防止行政优益权的滥用,防止行政机关借用合同的形式损害公共利益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合同行为予以法律控制,将这种新型的行政方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运作,促使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论盗抢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安全已然成为了民法所保护的重点。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其中对于盗抢赃物是否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界所争议的问题。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中,曾经试图将盗抢赃物在市场中流转后的归属问题加以规定,但是在正式的《物权法》颁布后却删除了这一规定,我国《物权法》回避了这一问题。但是回避不代表不存在,相反,这一问题已经普遍的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都认为盗抢赃物是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因为这种理论产生于一个重视静态安全保护的社会环境下,而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显然这种理论已经不适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了。而就外部的物理性质而言,盗抢赃物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区别,而法律不强人所难,不能要求人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去鉴别商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