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语

贵刊上期刊登了周利娜《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读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文。作者认为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元凶并非民主本身 ,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 ,“苏格拉底之死 ,是有民主而无法治造成的悲剧” ,其根本原因在于“雅典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 ,但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笔者对此论断却不敢苟同。柏拉图的《克里同篇》曾阐明了苏格拉底拒绝逃跑、选择服从法律判决的理由 ,表明“雅典社会不但是一民主社会 ,且是一法治社会”。事实上 ,斯东本人也同样不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由于雅典缺乏法治的民主”所致。他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与他的…     

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读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

西方文明史上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三 :一、古希腊是民主政体 ;二、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 ;三、苏格拉底没有犯任何罪行。将这三者作为前提条件进行推理 ,好像无论如何也推不出“苏格拉底应该被判死刑”这样的结论 ,但事实恰恰是 :公元前399年 ,雅典人民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后人想不通 ,“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 ,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 ?疑点没有消除 ,所以人们印象深刻。在研读完美国学者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相关的著述后 ,笔者倾向于认为 ,虽然民主…     

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谈起……

这是一桩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审判。公元前399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等罪名判处死刑。那是一次民主的审判：法庭由501名法官组成，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申辩演讲，判决结果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最终投票结果是，赞成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280票。就是这次在今天看来也算比较“完美”的民主的审判，却让民主永远背负上了一个污点，成为后人称之为“民主的暴政”的著名案例。     

浅谈公共利益——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于雅典。对苏格拉底的死,法学界众说纷纭。苏格拉底审判为我们今天从确定的民主性和利益的共享性两个角度研究公共利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程序上是公众参与抉择的民主性,在结果上是公众利益的共享性。     

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思考——兼论哲学的使命及生存发展

文章以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探求哲学的本质、使命以及哲学的生存发展问题.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大案”.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有起诉因、政治因和哲学性格因,而苏格拉底的哲学性格,即“牛虻精神”是苏格拉底之死最真实的原因.苏格拉底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哲学的三大使命:求善、授法和批判,这三大使命是哲学的生命之本、动力之源、发展之基,也是苏格拉底以死为代价给后来、当下乃至未来的哲学指明的生存发展之路     

“苏格拉底之死”与法律信仰

西方文明,浩如烟缈,法治精神,源远流长。当我们穿越历史的长空,重温那浩如繁星的历史典故时,有一场审判蕴涵着太多的历史隐喻而越发显得熠熠生辉,带给后人无穷的深省与反思。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这场审判: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公元前399年,古希腊雅典,这座孕育了千年文明,以智慧、勇敢和民主体制著称的城邦,发生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人民审判。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一位被称为“西方的孔子”的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     

苏格拉底荣誉观初探

荣誉观是古希腊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格拉底时代,由于城邦衰落而导致的道德滑坡,使苏格拉底决心通过道德教化重建雅典人的道德体系。于是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寻求善"等哲学命题,从中反映出他对荣誉的独到理解和认识。     

悲剧的诞生：重读苏格拉底审判

苏格拉底审判是历史上典型的民主悖论，带有明显的剧场化色彩。无论是在进入审判剧场之前苏格拉底所作所为形成的社会印象，还是在剧场中他是申辩，抑或是审判之后对民主史发展的触动，都是如此。从这个剧场化的角度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比以往的研究更为深入的结论。     

苏格拉底哲学的后现代维度

苏格拉底哲学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质,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归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之中。苏格拉底以日常对话的方式首创"非哲学"的哲学思考方式,以反讽的方式批判世人的"有知",以"助产士"的身份呈现"不可见者",以对话的力量引导人造就自己。闪耀着生命光辉的苏格拉底哲学是生活哲学、行动哲学的典范。而以对抗体系、瓦解知识、捕获差异和关怀自身为特质的后现代哲学,所努力忠诚的正是这种以苏格拉底为典范的古代哲学有活力、生存性的维度。后现代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有着不可割断的亲缘关系,苏格拉底哲学为后现代哲学提供了理论渊源、合法性的论证及发展的方向,而后现代哲学也在积极地回应和丰富着苏格拉底的生活哲学。     

论宪政的宽容精神——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看宽容的宪政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同部分构成的异质社会,求得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和谐共存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理想。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民主法治社会,宽容是其基本精神,宪政建设是其必经之道。即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是一条宽容之道。     

谨防基层治理中的管控围城

基层治理中的管控困境,是一种隐藏在各式各样繁忙工作之下的现象,由于"管理"变成了"管控"、"严管"变成了"严控"、"管好"变成了"管死",因而衍生出"管住了坏人(如腐败分子)、也管死了好人(干事担当者)"。只有推进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建构精简高效的政府体制,释放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壮大基层民主自治的组织化力量,用民主法治之力激发基层干部创新担当的内在活力,才是推动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制度之策。     

苏格拉底“身体”的感性省思

西方哲学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说明柏拉图等人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叙,与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并非一致,这一问题映射在身体的认识上,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思想绝然不同。与柏拉图坚决摒弃身体对思想的影响不同,苏格拉底认可感性的身体。苏格拉底实现古希腊哲学从自然转向身体,在社会上他以身为教,最后以身殉道。在他身体力行其哲学时,他既揭示灵魂的理性力量,又对感性的身体尽力彰显,以图把感性的身体作为其认识人类自身的重要途径。     

陈独秀：天地独行一孤虻

每次提到陈独秀,我总是会马上联想起苏格拉底和他著名的＂牛虻论＂。公元前399年,哲人苏格拉底被以民主制著称的雅典指控为不信神和带坏青年。在雅典公民面前申辩时,他将自己比喻为是神赐予雅典的一只“牛虻”，在其看来，雅典社会就像一匹“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牛虻不时刺激，才能不断前进。     

立法——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道防线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我们的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主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宪法规定的基本职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立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目标内容.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民权益依法保障问题.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将公民权益依法保障列为其中一项计划.     

从和谐的视角探析“依法行政”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要求,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又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一视角,着重探析了"依法行政"这一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口号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时期所应有的新的涵义,并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     

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以身殉道的哲学家。他的一生是智慧的一生。他乐于与人交谈、劝人从善,并以此为己任;他忠于自己、不畏强权、捍卫正义并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追求真知,是真理的绝对忠实者。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不光是一种理论探讨,更是一种人生实践,他的人生与他的道德哲学合二为一。     

民主价值观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专栏介绍民法典,认为民法典"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民主价值观丰富了民法典的内在价值体系.民法典开篇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立法目的.民主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是有效参与、多数决机制和正当程序规则.法治可以保障民主的实现,经法律正当程序...     

社会主义法治的十个原则——学习“十五大”报告关于民主法制建设论述的体会

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客观形势之要求。顺应历史发展和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不仅坚定地重申和更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且还浓笔重书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一)民主原则。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法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突出强调发展民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标志党对民主政治建设认识的深化。民主是手段,是过程,     

权衡的政治哲学:重思苏格拉底

从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发现权衡(prudence)被有意忽视的现象。为了探求答案,作者重读了苏格拉底,力图以苏格拉底对权衡(prudence)的阐释,结合政治哲学史的发展来解释这一问题。借助对失落了的"权衡"的追问,对"哲学王"的经典命题得出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