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中智能行政裁量的实践隐忧与进路调适

在自动化行政背景下，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面临着不公开、少互动、僵化裁量、无逸脱等实践运行隐忧，并影响着处罚结论的公正性。为此，需要明确智能裁量在行政裁量中的载体地位，努力实现行政裁量时公平与正义的动态平衡。调适行政处罚中的智能裁量权行使：根据处罚案件的复杂程度、裁量基准的有无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多少对智能裁量介入限度进行分级构造；统一裁量基准立法，在裁量基准中初步制定智能裁量的具体规则；构建裁量基准转化的可视化制度，破解“算法黑箱”的难题；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设计智能裁量程序规则，避免自动化处罚中相对人程序权益被无限压缩；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应用智能裁量逸脱机制“，唤醒”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行政裁量基准的逻辑

行政裁量基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年的一个关注热点,不过学者们的理论观点纷纭,对其褒贬不一。明晰行政裁量基准的内在逻辑是客观公允地体认它的价值的前提。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裁量的对立概念,形式逻辑上而言,其具有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品性。但在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只能以"织网模式"来控制行政裁量,其运行逻辑又与行政裁量并无二致,只不过加大了规则的密度,缩减了行政裁量的幅度而已。另外,行政裁量基准在遵从法律的表象下,实质上是以"命令模式"驱动的,属于行政权的自我从善,难以受到其他权力的有效制约,导致其适用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大数据下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的规制探析

在科技赋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自动化行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大数据时代下,数据资源的价值凸显为自动化行政发展提供新助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公安交通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交警非现场执法和交警现场执法两种模式。在此过程中除了存在行政裁量自身的权力控制问题,还暴露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后带来的信息数据安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和执法者技术依赖等风险。对此需要利用技术革新优势、法治约束和制度构建,聚焦行政裁量自动化应用背后关涉的行政裁量基准和公共数据等制度,完善行政自制,加强数据资源控制,补正行政裁量中的程序缺失,以实现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制度优势的发挥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是近年来兴起的行政法现象,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拘束制度,其基本目的在于实现裁量与行政正义之间的平衡.然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沿用的是严格规则化路径,在量化或细化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行政逃匿在立法控制之外,从而动摇其合法性基础.为此,在构建行政裁重制度过程中,应当在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指引下,采用一种开放和参与的模式,为其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     

论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设定权是《行政处罚法》首次提出的,学术界有不同理解。从立法和行政的角度,结合《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规范来研究设定权,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具体内涵,即设定权不包括规定权。行政处罚设定权属于立法权,是一种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是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认定违法行为性质、创设行政处罚种类、确定行政处罚幅度之权力。行政处罚设定行为分两类:即立法行为与行政立法行为。     

论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基于自由裁量权而产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社会有序发展天平的两端 ,只有二者相互协调平衡发展 ,才能实现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目的。而现实情况是 ,行政权中的自由裁量权迅速膨胀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远远超越司法权对其控制的范围 ,并因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 ,研究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平衡二者的相互关系 ,已属势所必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基础、种类及立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和法定职责范围内自主决定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当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种类有选择管辖权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为此,需要法律慎重赋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确认责权一致的法律原则,控制行政职能范围,尽量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及时废止修改不合理的行政措施,最大幅度地细化行政裁量标准,允许公民拥有自我救济权利.     

行政裁量控制中的裁量基准和公众参与

行政裁量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被广泛地采用,没有行政裁量就没有行政管理。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可以起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作用。为了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确有必要通过裁量控制中的公众参与的三大程序制度对它加以控制。     

科技行政处罚:问题与对策

科技行政处罚是指科技行政主体依法对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惩戒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目前,我国科技行政处罚在立法设定、处罚种类和科研不端行为惩处方面均存在不足。规范科技行政处罚,需强化科技行政处罚立法,厘清科技行政处罚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界限与区别,统一、细化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行政处罚。     

浅谈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可在合法的前提下享有“酌情处理”的权力，即法律仅对行政行为的目的、范围等作出原则性规定，而将实施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和决定。     

行政裁量控制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政裁量模式的法经济学分析表明,不能寄望于通过完善立法完全解决行政裁量问题,但可以通过立法缩小裁量范围,规范裁量程序.司法控制模式自身有成本较高、适用范围有限以及司法裁量带有主观性等不足,鉴于其中立地位和强制力,仍然可以用来加强对行政裁量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审查.行政控制模式具有内生性、同步性和专业性强等优势,考虑到其控制主体和控制对象合二为一的特性,必须加强内部分权、建立裁量基准、遵循行政惯例以及加强行政责任机制.最后,为了弥补外在控制模式的不足,必须充分利用行政伦理控制模式以确保行政裁量不被滥用.     

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研究

正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说明理由的介质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搭建在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桥梁。因此,在实施行政处罚时,行政机关制作逻辑周密、论证严谨、说理透彻的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说服当事人及对其进行法制教育的现实需要。一、说清违法事实和裁量情节第一,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以证据展开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也称证据裁判主义,是指对于案件争议事实的认定,应当依据证据。[1]该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     

浅谈消防行政处罚行为主观过错要素——以浙江丽水某行政处罚为例

消防行政处罚是消防行政执法实践中运用的最主要的行政行为之一,对消防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应以行政相对人具备的责任条件与责任能力为前提,这里的责任条件,主要是指其主观上存有消防违法的故意或过失。主观过错是应受消防行政处罚的必备要件,而且主观过错应由消防执法部门来调查证明。只有调查清楚主观过错程度,并运用到从重、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消防行政处罚裁量中,才能最终达到“过罚相当”“教罚结合”。     

建构行政裁量规制系统之刍议

行政裁量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它涉及一切行政领域,贯穿行政活动的全过程。作为行政裁量的下位概念,行政自由裁量的提法只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其在行政实务中的误读及滥用严重阻碍了法治行政的步伐。另一方面,每一个司理正义的行政制度通常都具有庞大的裁量权,如何实现这些行政裁量的优化平衡,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系统地规制建构。     

论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手段,对行政相对人不规范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社会公益起到了辅助作用。虽然行政处罚的结果不能与犯罪刑罚相比较,但是也起到了防微杜渐、给予警示的教育作用。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未能掌握好自由裁量权的尺度,导致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使得行政处罚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而比例原则融入行政处罚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公权力得到规制,在行政机关达到管理的效果时,也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平衡,将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化、合理化。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广泛运用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在伦理学的视野中,行政行为人是具有一定意志自由并能够运用伦理理性进行独立价值判定和道德决策的行政主体。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伦理裁量权。一个健全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至少应符合公正、合理、灵活、诚信、程序等伦理要求。我们应通过加强行政伦理教育,确立正确的裁量观,建构德性伦理,强化行政自律精神,使行政伦理制度化以及设立行政伦理监督机构等措施,实现行政伦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道德支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政府组织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行政主体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忽视行政自由裁量的伦理维度,必然造成行政自由裁量的非正当使用,从而会造成公民对政府公共管理的疏离感,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因此,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产生及其正当行使入手,阐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的必要性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所需的外部道德支持与内部道德支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析对专业技术性裁量的司法审查——基于行例1-19和行例2-75的考量

行政裁量可分为政策性裁量和专业技术性裁量,专业技术性裁量由于其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而被给予较大的裁量空间,但是就目前的立法以及实践而言,对其究竟享有多大程度的裁量空间以及裁量空间如何限定并没有明确以及具体的规定和规律可循。鉴于此,从内涵的界定、案例分析、现实问题以及司法审查四个方面入手,针对专业技术性裁量的司法审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证据制度中的法定与裁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为视角

法定与裁量曾经在历史上的自由证明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二者在当下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纵观各国的证据制度,法定与裁量呈现出相结合的趋势。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制度为基础,分析了不同证据制度之下的法定与裁量此起彼伏的演变历程以及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结合趋势。     

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一个新的角度

对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良好的控制,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社会和谐,而控权思路必须建立在对自由裁量权充分认识的基层上.因此,从理论的层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尤为重要.传统威尔逊--韦伯范式、政策执行理论、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专业化途径等在解释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认为,探讨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应该从分析其自由裁量行为入手.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行为可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来理解,根据这两个维度,基层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分为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