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浅析小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外交

小布什上台后, 继续推行人权外交, 并把人权外交与反恐结合起来, 在对华政策上, 小 布什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华的人权攻势, 另一方面也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尽量不让人权 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小布什对华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是美 国力图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工具。在新世纪, 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是长期的, 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 利益和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有减弱的趋势。     

近期美国商会对华态度的变化及影响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务实推动者.2017年,美国商会对华情绪出现显著变化,首次施压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任,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商会在美国内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政府重视倾听其利益诉求并延续其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利益诉求或将直接体现下一轮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将美国商界的经济理性注入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以加强贸易执法做法力求在核心问题上有所斩获,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核心产业政策,确保美国投资者在华获得“公平”投资机会.美国商界对华情绪变化背后原因复杂,分析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演变及影响,进而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奥巴马网络安全政策及对中国的基本含义

随着网络安全重要性的日渐增加,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并力图完善美国网络安全的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同时,中美之间围绕网络安全的争执和冲突凸显。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网络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一方面,通过网络媒介大力开展"微博外交",强化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另一方面,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因经济机密和敏感军事信息失窃所造成的损失,归咎于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攻击,宣扬"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面对美国在网络安全上的施压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既要积极探讨中美之间从具体事务合作到逐渐增加相关领域战略互信的可行性,又要寻求加强与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充分利用多边平台推动塑造网络安全国际规制;另外,也可尝试考虑动员国内私有领域和民众的参与,积极营造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大环境。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其在竞选中的对华言论部分反映出美国社会基层对中美贸易的不满.以反映下层民意而当选的特朗普会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矛盾议题？目前,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和共和党主流在中美贸易层面对中国态度强硬;在安全议题上更加倾向单边主义和军备发展,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力度,中美关系在核心热点问题如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特朗普实用主义的外交思维和不按常理行事的外交风格看,中国不应对特朗普的上台抱有幻想,而应做好中美关系在未来短期内可能出现震荡的准备,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失控,同时应该本着“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采取主动行动,与美国就中美合作与分歧议题进行再协商和定位,为巩固甚至提升两国关系创造机会.     

欧盟与美国对华战略比较 --兼论中欧美三边互动

冷战后,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建构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存在分歧.欧盟提倡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而美国带有单边主义取向,极力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基于这种分歧,欧美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亦持不同看法,前者视之为机遇,后者则倾向于视之为威胁.欧美对华战略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合作和处理对华关系、如何处理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人权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对华经贸关系等方面.中欧关系的发展要受到欧美战略关系的牵制,而中美之间亦存在共同利益,它对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有制约作用.坚持多边主义是中欧美三边良性互动的基础,深度发展的经贸关系所导致的经济依存是三边关系的强有力纽带.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奥巴马的“新政”及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奥巴马以倡导“新政”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长期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将会终结；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将会被多边主义取代。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在经贸、汇率、环境、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给中国造成压力；多边主义外交将增加中美磋商与合作的机会。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发展。     

拜登当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回顾与前瞻

日本对华政策一贯受到日美同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日关系互动的影响与制约。特朗普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有限合作姿态,通过首脑互访等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其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增强、两面性凸显。拜登上台后则更为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倾向于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对激烈的关税战与对华全面"脱钩"。日本的对外政策取向在更大程度上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相互重合,日美双方的信任与协调将有所增强,日本对华政策亦将与美联动。为此,日本将更加注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华制度制衡,或将加大对"中国威胁论"及涉港、涉疆等问题的炒作力度,为确保"产业链安全"而对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日本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小多边外交评析

受国内政治影响,日本外交加速转型,在“印太战略”下积极开展小多边外交。该外交具有对内互助性、对外对抗性、日美中心性、议题安全化、合作网络化等特征,意在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联合制衡中国崛起,降低对美安全依存度。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是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其行为激化了中国周边地区矛盾与分歧,阻碍了互利性经贸合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外部环境。从根本上看,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面临着各机制合作差异化、内生不确定性、日美地位不对称、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等制约因素,其意图与成效存在割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规范认同、规范威胁与亚太盟国对美追随差异——基于涉华政治议题的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日益重视亚太盟国,极力推动“亚太北约化”。面对美国的拉拢和施压,美国亚太盟国在涉华政治领域的诸多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对美追随程度也各有差异。既有研究从国内政治、国家利益、联盟政治、联盟压力—利益诉求等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亚太盟国在政治领域对美追随的差异性分析还有待加强。在亚太盟国对体系压力的感知并未达到完全限制其决策空间时,各国对美政策基本由对美规范认同和对华规范威胁认知来决定,并呈现高度追随、有限追随、中立、疏远和反对5种不同态度。案例研究发现,在香港修例事件和新疆棉花事件上,美国亚太盟国态度迥异,对美追随程度排序依次为：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这也体现了美国亚太盟国对美战略追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多重分化现象,“亚太北约化”并未成型。对于中国而言,对于美国亚太盟国有必要精准施策,缓解美国亚太联盟的战略压力。     

美印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协作评析

美国和印度近来在科技领域协作对华逐渐形成合流之势,旨在减轻对华产业链、供应链及技术依赖进而构筑排华科技“小圈子”,谋求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印对华科技遏制路径主要有：借助双边多边平台,构建协作对华的科技合作机制;利用双方互补优势,强化美印半导体产业生态合作;聚焦前沿技术联合研发,全方位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未来,美印科技实力的非对称性、双方利益分歧、缺乏战略互信、第三方因素及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将制约其协作对华的效果,但不会逆转其对华科技遏制的态势。     

从冷战后美台关系演变看美对台政策实质

美国政府的对华对台政策, 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其实用主义色彩十分 浓厚。而现阶段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领域的增多, 维护稳定的中美关 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因此美台关系的发展会控制在不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一范围内。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