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中美在中南半岛的竞争态势及合作前景

中南半岛国家是中国的传统友好伙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南半岛已成为中国在周边的战略依托,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南半岛作为重要"前沿阵地"。中美两国随之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政治影响力、经济主导权和外交软实力等方面的激烈博弈。中国一方面应警惕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各方面动作,另一方面也需与美国管控分歧与竞争,探寻双边协调与合作,消弭竞争对双边关系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管理竞争性相互依存

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步入“竞争性相互依存”时代,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正受到追求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竞争模式的挑战.中美之间出现零和博弈的心理根源是互疑,而互疑的认知根源是对自身和对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自信.消除这一心理根源的办法是正确认识中美各自未来,意识到当前两国的首要关注是解决国内发展难题,而非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恶性竞争;并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战略管理.双方需要通过战略经济对话、首脑会晤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等战略方式管理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重塑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中美之间启动新一轮双向市场开放、推进各自国内改革进程和增进战略互信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