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一个正在出现的综合?

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习惯用模型建构和形式推理来解释事件,但新的理性选择理论却已经在全身心地拥抱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比较政治的引入为理性选择分析在假设检验和新解释提出方面的拓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同时,比较方法的另一传统是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之间寻求平衡,因而这种平衡也给理性选择分析带来了新的困难。虽然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在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张力,但是,一种更可能的图景是,理性选择分析者仍会沿着比较方法的路径继续推进研究。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全球化焦点问题的理性思考--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无疑是当今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不仅是因为全球化目前已成为人们研究和谈论问题最具解释力的概念和切入点,而且也因为由全球化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正因为如此,"全球性视野"、"全球化背景"、"全球性眼光"、"全球化语境"等概念也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前提.但不管人们思考什么问题,都无法回避一个方法论上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要摆脱传统的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视角和模式,以一种全球的目光思考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是说来,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了全球化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对此,西方学者表现出了思维上的高度敏锐性,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无视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要在不断地与西方学者的直接对话中,形成自己对于该问题研究的独特话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贾英健的新著<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对民族国家的本质、起源、当代境遇、理性建构、未来走向等问题都做了全面透彻的分析.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基础性范式是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其结构性、历史性与宏观性,其局限是缺乏对民主化过程的微观解释。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从宏观向微观机制的转向,突出了政治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策略互动对于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意义。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严格假设,无法有效解释民主化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传播。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开始广泛兴起,这一分析方法通过重视制度(包括规范、文化等)的作用,致力于把宏观视角与微观机制结合起来,对民主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解。     

论国际关系中的法则与规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绝对的物质主义转向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并重，国家不再被认为只是进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能够通过实践互动重新建构身份与利益。从学说发展史的眼光来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不再是以强调科学主义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唯一的思想来源，而是融入了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学思想要素。但这还不够，国际关系学者还需要对作为实践知识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哲学的检验与反思，本文是作为这项研究的一种导论。     

日本少年非行理论的问题意识、话语建构与研究路径

以鲇川润教授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者认为,对于少年非行这一社会问题的理解,必须从"特殊处遇"这一前提出发,基于概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赋予其关键概念范畴以含义,同时据此对于少年司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为日本少年非行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相当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特殊处遇"这一前提本身,依然存在如何"建构"的内在矛盾,而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的最终命运。     

工人阶级能够集体行动吗?——奥尔森的诘难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奥尔森根据其搭便车理论而质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代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了回应,总体上维护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对这一思想公案的分析表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机制分析等新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对话建立了渠道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但要看到,由于许多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与方法论的原因,他们的不足也显而易见:仅专注于形式分析而忽略了实质分析;看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对辩证法有意无意地否定或误解;基本上失去了实践的冲动,而满足于做一位共产主义运动的旁观者。     

国内学术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述评

近期,国内学术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形成依据、内在关系、重大意义、协调推进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今后,学术界要坚持"理论解读式"研究和"实践回应式"研究并重,重点加强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尊重“差异”与“包容”的交往民主——艾利斯·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与超越

协商民主理论家将民主视为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决定公共目标的过程,来代替以利益为基础的聚合式民主。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扬认为,主流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一些内在缺陷。首先,协商民主过程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理性讨论,导致某些人或群体遭受贬低和排斥。其次,协商民主将共识或公共利益设想为公共讨论的目标,这同样会导致对特殊群体或特殊视角的排斥。在批判和修正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扬提出了"交往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升华,认为协商民主不应该试图消除"差异",而应尊重"差异"和"包容"。厘清扬的理论和主张,有助于丰富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两岸关系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来源包含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大因素。从两岸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两岸双方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伴随双方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被纳入制度化进程之中，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这一制度化动力转变的机制主要包括三类：外部激励、规范说服以及社会学习。概括起来，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两岸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建设可分为制度规范兴起、制度规范内化以及制度化的深化三个阶段。     

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综合性趋势评析

近几十年来,在比较政治学中出现了一种与由行为主义和量性方法主导的区分化和精细化研究范式并行不悖的综合化的趋势,这体现在研究主题、研究单位、理论范式和方法设计等各个方面:全球化导致了现实政治日益紧密的联系并突破了国家的限制,由此推动研究单位从以单一变量为单位向以模式变量为单位转变;而比较政治中的三大研究范式即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在弥补自己的缺陷时,也采取了一种相互兼容的发展趋势,它们总是会通过吸收其他范式要素的方法来发展自己,这已经成为这些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和范式选择;与此同时,由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各自本身的缺陷和优长及其围绕着两者之间的争论,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两种设计和推论既存在着差异性也有其互补性,因此,将以个案为取向的研究方法和以变量为取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取长补短,也成为当下方法论发展的重要选择。这种综合性路径似乎可以为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等效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从而与区分化路径一道推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理论的脉络与话语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联系起来提高到党的最高政治议程,学界对社会管理的理解由过去被动的社会稳定维护转为主动的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建构。围绕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构建,西方国家在屡遭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后,不断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制度调整,产生了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多中心治理与政策网络治理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相似的社会主题和不同的国情条件,对这些理论进行历史话语分析,厘清其理论表现、社会背景和政策后果的基础,对于我们立足现实,有效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理性建构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第20条明确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这是新修订的公司法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正式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西方引入。但《公司法》在第20条对这一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仅靠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解决问题。尔后,公司法的三个司法解释涉及到了则以制度的内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但我国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研究还比较混乱,实践中仍然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致力于系统地阐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指出我国在这一制度上规定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为深入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     

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

与中国物质性崛起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性崛起的追求也日益提上日程,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来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正迈向构建"上海学派"的道路。浮现中的"上海学派"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备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致力于对国际关系各议题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以期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发展。但由于核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方法尚不够发达、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尚不够强大,"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较长时间。"上海学派"的未来构建需要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出其核心理论体系,需要秉承"共生"精神实现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研究团队、充实后备力量。     

托马斯·博格全球正义理论的论证思路及其内在悖论

托马斯·博格致力于将其老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正义原则推广至全球,由此提出了他的全球正义理论。博格对其理论的论证事实上基于两种不同的道德立场,一种是基于康德式人权理论的道德普遍主义,一种是基于历史因素和现实经济秩序的伤害与补偿原则。前者更接近于罗尔斯,后者更接近于诺齐克。博格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不一致,然而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在面临一些具体问题时处于两难境地。     

试析“英国学派”对奥克肖特思想的继承与建构

经过"英国学派"有意识地利用和阐释,奥克肖特的"公民联合"理论提供了现代国家在建构国际社会规则时可能具备的条件;而将现代国家作为基本单位,以构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正是"英国学派"的核心论题。因此,奥克肖特思想被"英国学派"视为其理论基础的一部分并非偶然,更重要的是,"公民联合"理论展示出现代个体在想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给当今国家间关系带来的困难和机遇,这切中了"英国学派"需要面对的理论难题。因此,在该学派不断回应和阐释奥克肖特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个审视"英国学派"发展道路及其理论前途的重要视角。     

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国家治理由国家建构、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三部分内容构成。目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而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则需要采用实证方法,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类型学、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构成意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三大比较政治学流派中都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研究。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民主化转向"致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用"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研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同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则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限制权力，为规范开辟空间——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研究

克拉托齐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有其自身的特色。克氏认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分析而无法解决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障碍。问题的根源在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假定语言指涉外部事实并借助严密的归纳和演绎逻辑研究人类行为。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言语行为中的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本质上是自语而非交流,因此无法获得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针对理性主义的缺陷,克氏提出了自己理论的假定和规范通过实践推理决定行为的假设。与科学推理的价值无涉相反,实践推理中充满价值判断,是理解互动中人类行为意义的正确途径。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它驱散了国际政治的权力迷雾,为国际关系的规范研究回归开辟了空间。但由于其论证过程中排除了基于不平等的权力政治,假定了冲突方的自由意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应然研究,这给他的理论带来了局限性,但应然包含在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中,是研究行为体行为时无法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