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那么,应如何界定治理的涵义?从政治学理论来看,统治、管理与治理有何区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有哪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论国际移民问题的主流理论、观念分歧及政策焦点

人员跨境流动中的国际移民,多样性、复杂性和争议性并存,这引发了人们对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关切、伦理道德判断和全球治理的关联性思考,进而催生了学界对国际移民进行理论建构的努力。移民问题的观念分歧,即经济增长的实用主义观、自由主义的权利观、传统的族群观等,对国家制定移民政策均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并导致争议不断。当下移民问题政策辩论的焦点在于:一是与低级政治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移民与安全的关系问题;二是与社会中心论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移民控制与国家权力扩张的关系问题;三是与主动吸纳移民主张相对应,辩论尤其聚焦于"非法"移民驱离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制定符合现实国情的国际移民政策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国外社会风险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由早期描述和解释社会风险问题,转向近期对风险管理和治理的探讨,其中"风险社会"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两种理论阐述了社会风险的定义、触发因素、放大路径,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应对风险的制度机制、风险的社会放大因素、风险放大引发的次级效应等问题。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治理方面,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提出的风险治理框架,侧重于帮助风险评估者和管理者发现和控制风险,为我国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启示。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法国文化外交实践及其启示

作为最早确立对外文化政策的西方国家,法国通过持续对外输出其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成果来巩固和拓展其软实力影响.在以"文化影响力"为核心的目标体系下,法国对其文化外交实践投射了重要的价值导向,比如坚持"文化例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并举,强调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同构等.法国文化外交秉承"大文化"理念,建立了内容丰富多彩的供给体系,包括对外法语传播、文化艺术交流、文化产品出口、高等教育推广、视听资讯输出等,并搭建了相应的对外文化行动网络.法国在文化外交机制建设及治理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外交部作为主导的组织机制,鼓励官方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注意借重商业行动的带动作用以及施行多元互动的统筹运转机制.法国文化外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主要体现在对外文化行动中坚持维护本民族文化价值、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内容供给、推进文化产业创新、革新行动主体的参与机制等方面.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西方和谐政府理论及其借鉴

政府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体,在和谐社会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是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必须理性对待的问题。现代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和谐政府的权力基础;分权说设计了和谐政府运行的政治机制;责任制政府为实现和谐政府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治理理论则为政府实现政治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控制和引导。因此,科学地梳理和探索西方国家和谐政府理论发展的历程,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府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1978—1992年

1978年至1992年,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面临的历史环境是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内部压力和走向开放的外部压力。国家核心治理体系建设表现为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制度安排。国家基础治理能力建设表现为产权分离化的制度安排,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政策运行和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分权与放权的制度安排引起了国家自主行为的方式转型和空间变化,国家自主行为的转变又增强了国家基础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实现了"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共赢和"民"内部的利益均衡,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自身合法性。     

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治理失败昭然若揭:数百万人民失去生命,医疗系统几度濒临崩溃,全社会"躺平",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政府进退失据,政策摇摆反复,政客热衷于逞口舌之利、互相推卸责任和向他国"甩锅".曾经被不少西方媒体和政治学者描述为治理榜样的"首善之区",今天暴露出全面的僵化、混乱、颟顸甚至愚昧.目前看来,疫情仍将持续,相关国家似乎只能靠病毒的自限或疫苗、药物等技术突破才能有望渡过难关.诚然,对付病毒离不开科技手段,但是治理的含义在于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运用权力、资源、技术、信息等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寄希望于通过对人和社会的组织协调来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其"治理"已经宣告失败.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若干观点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主流方向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视角就是近十多年来颇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视角。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民主能为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做些什么?反过来,善治对民主政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受国家治理视角影响,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党—国家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     

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西方困境与中国和平发展

当今世界,西方和非西方互动的轨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调整。西方经济因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困难加重,普遍呈现失业率高、政府债务高、经济增长低、政策效率低的"两高两低"态势。在国家信用危机和紧缩政策导致的经济萎缩的双重夹击之下,西方社会不满和动荡日益严重,政府治理能力急剧下降,街头抗议迅速蔓延。从表层来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