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

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巨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及其培养的博士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博士论文和专著)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师承性学派——社会结构转型学派。这个学派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核心命题,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对于推动社会学把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核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及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提出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理论研究述评

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展开,本文主要对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简要考察,梳理发现:社会问题的概念建构主要沿"客观性存在——主观性认知——社会性解决"的思路展开;研究理论与范式呈多元化趋势发展;特征和成因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分类以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为逻辑主线,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治理以社会控制与社会工作为核心。总体而言,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结合时代性、本土性素材进行理论突破,"社会问题社会学"分支学科建设应给予重视。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拓展与经验研究

李培林研究员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较好的学术脉络传承性和较高的理论体系开放度,是一套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具有独特魅力并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把社会结构当做社会学学科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推动一种新发展观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知识社会学能为中国法学研究带来什么

法律知识的研究是厘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构成、来源、基础、核心体系等根本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知识社会学可以在分析法律知识的生产体制和创新机制、法律知识传统、法律知识的社会接受模式、法律知识与其它社会知识的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知识社会学在上述领域的渗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健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体间性:社会管理持续变迁的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对主体性反思与超越的主体间性在社会管理中主要体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国外相关社会管理理论中福利国家理论表达了一种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构了一种市场神话主义,建构起"企业家政府";"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国家与市场间的综合;治理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市场与社会是治理公共事物的合作伙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单位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建构起国家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型时期,国家创造出市场这个合作伙伴,社会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育,社会管理开始出现多元主体;社区制中,国家将市场与社会看成合作伙伴,建构起党委、政府、社会与大众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国外社会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管理事实都遵循着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主体治理转变的轨迹。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主体间性不仅有助于解释国外社会管理理论演化与国内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而且可将其勾连起来研究,以指导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再建构。     

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作为一门对中国学术和建设事业有所贡献的社会科学,社会学追求的学科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使自己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即是通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积累表现中国社会结构、运动与发展特殊性的材料,从中归纳出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用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并补充和修改西方     

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社

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及其前身东南社会学社一直由留美生主持大局,其自身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典型的美国社会学风格。其特点在于,成立以来即不断强调作为“纯粹学术团体”的社团性质以及实证主义的研究风格,从而体现了美国经验社会学理论与实际结合,而尤其注重与实际问题相关的社会调查的特色。这一特征,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学的走向。另一方面,留美生通过中国社会学社定期召开年会进行学术讨论、编辑学术刊物等活动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规范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作为专业学科的面貌也由此更加清晰和明确。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治理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口述史的社会学中国谱系:理论传统与本土经验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并非普遍的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作为个案研究往往被认为缺少普遍性。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共产主义文明"为研究问题意识的口述史研究传统却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力量。2019年,周晓虹主持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项目启动,将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主题从革命推进到了建设。以这两种不同的口述史研究项目为聚焦对象,从问题意识、理论传统与分析路径等角度讨论其内在差异,会发现这两种研究传统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内在具有一致性,从而共同构成了面向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谱系。     

文化社会学:学科抑或理论浮现

文化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关系,这种研究一方面体现在古典社会理论家们为解释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义、文化经验和文化后果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的方法尝试中,另一方面也与当下的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并不是要实现文化与社会学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以文化与社会学为核心的极具张力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在这个张力场中,跨学科性、审美性与批判性是其独特的理论品性。文化社会学对处于生成中的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意义给予阐释的向度与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由于过于注重实证考察而导致的现实阐释层面上的理论缺失。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的治理优化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是一个具有人本性、整体性、实践性的有机整体。社会治理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探照下实现发展创新,为我国社会治理之落实群众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激发社会活力的目标实现奠定根基。     

社会理论建构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内涵

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之所以发展滞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理论的缺失。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人文社会科学衔接的中介,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通过社会理论,才能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精华,从而进行创新发展。从方法论、具体内涵,以及思想史和实践意义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与古典社会理论具有同构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支持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特的社会理论意义,其方法论核心是社会历史结构分析。因此,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的突破点在于,要以社会结构“解剖”为逻辑中轴,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种创新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因应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就理论内涵而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建共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价值、方式与目标，这四个方面完整地建构了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治理理论架构，体现着深厚的政治哲学意蕴和理论旨趣。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党的民主执政方式的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迅速崛起。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内在地契合了党实行民主执政的需要。一方面,党的民主执政方式的确立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民主要求;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党的民主执政方式,也需要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作为基础提供支撑。以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全面认识公民社会与民主执政的关系,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党成为民主执政的执政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角色·功能·发展——论区域治理中的公民社会

理论研究与活动实践表明,公民社会是区域治理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社会的基本角色,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各类研究性机构与协会、公民等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区域治理的各项活动,承担着重要功能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还不成熟,存在认识误区、参与渠道有限等诸多问题,成为制约区域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提升区域治理绩效,需要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对公民社会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规范社会组织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依法规范发展是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一环,而阻碍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制度藩篱仍在,所以,完善制度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是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     

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综论——兼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环境社会学应围绕"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与环境科学的基础学科"开展研究,本文试图厘清符合这种学科定位且相对成熟的四类理论:"环境建构主义"理论、环境公正理论、社会体制论、社会对策理论等,并谈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空心村治理探讨

我国城乡由"统筹"发展到"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城乡社会关系认识的升华。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势在必行,通过对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空心村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总结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民主建设经验,从而提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构乡村治理的体制和社会基础,实现社会与现代国家的有机整合的理论设想,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点。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