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诈骗案的几个问题

经济合同关系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主观上,前者是通过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获得正当利益;后者是借合同侵吞对方财物。客观依据上,前者是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如履约能力和条件、货源等;后者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法律指控及其新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提出了多项法律指控,大体可以概括为国际货币法的指控和国际贸易法的指控。前者主要有人民币汇率操纵和汇率严重偏差,后者主要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妨碍了GATT意图的实现和人民币汇率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或造成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倾销。为了突破先前指控的法律困境,近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包括强调汇率偏差,突出和试图分离汇率偏差的贸易效果,将汇率操纵或偏差作为补贴或倾销等。但对美国这些指控及其发展变化细加审视便可发现,其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从策划名人到杀人元凶

戏剧性的一次饭局,竟然使两个人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一个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策划界高人、中国策划研究院总院技术督导长、中国策划研究院贵州分院院长、贵阳奇克策划设计机构首席知识官冉更生;一个是追凶不止,在贵阳打工的云南打工仔杨顺明。前者从一个策划"名人"到杀人元凶的嬗变,后者完成了他揪出杀兄仇人,结束了他不懈追凶的使命……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是一个最擅长使用知识产权战略的国家,主要通过两大法律手段来实现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一是特别301条款,二是337条款,前者侧重宏观,后者着眼微观,相得益彰,共同维护美国经济利益。 2004年10月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中美无汞碱性电池一案作出最终裁决,撤销美方公司提出的中国企业侵权指控。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一起“337”调查案,也是近年来惟一一起以中国应诉企业大获全胜而告终的案件(但根据美国贸易法规的程序,     

中国民主十年“大事件”

时光如白驹过隙,十年弹指一挥间。2003—2013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持续推进,10年来,中国民主的发展路线图,通过一个个事件勾画出来。"自下而上"的"倒通",自然是路线图中目的最明确,也最为激烈的一条。比如孙志刚事件中的公民上书、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维权,前者迅速换来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后者也最终以民主的方式,化解了村内的腐败危机。     

麦田守望者

陪着精神病患者生活肯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的是对方婚前就患病隐瞒了病史的，有的是婚后患病的，对于前者还好说，是被骗结婚，离了无可厚非；但对于后者就难了，弄不好就被扣上忘恩负义、同甘不共苦的帽子。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明责任研究——兼从推定角度谈举证责任分担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可归责性证明分为两个阶段被控骚扰行为对加害人的可归责性证明以及被控骚扰行为对雇主的可归责性证明。前者是两种类型性骚扰案件证明的必经阶段;后者则仅存在于受害者雇员主张敌意环境型性骚扰时。前者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后者则有所不同。在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发生的场合,雇主责任是一种推定责任,要求雇主对其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策划高人竟是命案逃犯

戏剧性的一次饭局,竟然使两个人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一个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策划界高人,中国策划研究院总院技术督导长、中国策划研究院贵州分院院长、贵阳奇克策划设计机构首席知识官冉更生;一个是追凶不止,在贵阳打工的云南打工仔杨顺明。前者从一个策划名人变身杀人嫌犯,后者则完成了他揪出杀兄仇人、结束其不懈追凶征程的使命。     

对滥用诉权的限制及追究

ＴＲＩＰＳ协议第４８条规定，如果滥用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民事或行政程序，以致给被指控为侵权之人带来损害，则应由前者向后者支付赔偿金。我国学者郑成思先生在讲解这一条文时，例举了《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著作权纠纷案。该书作者曾被人指控抄袭了他人的作品，法院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及专家论证，最后否认了侵权的存在。法院的判决对作者是公道的，但该书作者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应诉的开支、过度操劳留下的疾病，均得不到任何补偿，其原因是没有法律依据。①此类情形，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并不罕见，不能不说是知识产权审判（民事审判亦…     

“全靠报销”的水利局长

所谓廉洁,意为清白不污,纯正不苟。《周礼·小宰注》中说:"廉者,清不滥浊也。"廉是洁的基础,无廉则不洁。所谓自律,即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自觉的行为。前者是一种操守和品德,后者是一种修养和能力,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无论是买车还是买房,南京市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都喜欢找人埋单,他没想到的是,最终他把自己送进了牢房。2012年11月份,南京市纪检部门发现他涉嫌经济问题,将其双规。2013年11月19日,徐亮涉嫌受贿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方指控,徐亮在十多年里总共受贿290多万元,其中包括两套低价房产。     

借贷与抵押——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九

今天,人们对"借贷"一词已经十分熟悉."借"字,即暂时取用他人提供的财物为己所用;或者将自己所有的钱财暂供他人所用,前者是借入,后者是借出.<左传·定公九年>谓:"(阳虎)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这个阳虎,将借来的车不当回事,把轴弄断了,将车面弄毛糙了才还给人家.再看<论语·卫灵公>:"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不用解释,即知前者是借入,后者是借出.     

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及其利益平衡协调

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利益平衡调制是一个全球性的、跨世纪的、首当其冲的重大课题和严峻问题。一方面,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必须予以保护,强化保护,必须依法打击软件盗版与其他侵犯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必须重视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中,知识产权权利人、生产销售服务商与使用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调制。前者牵弓喀后者,后者又制约着前者,两者相辅相成;忽视了后者很可能导致前者事倍功半,欲速不达;忽视了前者又可能弓没后者舍本求末,无功而返。一、全面强化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农业部高官落马贿金

"我没有索贿,没有为对方办事"。6月14日,被公诉机关指控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多家单位贿赂的原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兼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力公室副主任丁力在法庭上称。公诉机关指控,2001年至2004年5月间,丁力利用担任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力公室副主任,负责承办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评审工作的职务便利,承诺为申报、评选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提供帮助,先后六次非法收受众单位给予的贿赂款共计50万元。     

论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模式之选择与重构

1999年重庆虹桥一案在全国引发了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热烈讨论,理论界与实务界纷纷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基本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建议学习英美法系的"实体限制型"模式,二是建议学习大陆法系的"程序限制型"模式。笔者试图对这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可存活性"加以评析,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建立公诉事实同一的诉因变更制度对我国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模式加以改革。     

比较法·共同法·世界主义

<正>一、共同法的世界观基础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是讲"天"的。中国人的天有两重含义:一是自然,一是世界,前者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由道家思想予以体现;后者讲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由儒家思想予以体现。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出于自然,属于自然,存于自然,化于自然,人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此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1〕     

选“班子”的魅力——村委会“组合竞选”在安徽省再结硕果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是只选个人的效果好,还是既选个人同时又选“班子”的效果好?如果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赞成后者,因为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个“选班子”的优势。在实践中,前者通常叫“海选”,后者就叫“组合竞选”。著名社会学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辛秋水教授对“组合竞选”进行了近20年的潜心研究,并从1989年起     

论认定恐怖主义组织之机构模式

从法律依据和认定主体的角度来分类,认定恐怖主义组织的机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司法认定模式;二是行政认定模式。前者是最基本的认定模式,后者是对前者的有益补充。中国显然采取行政认定模式作为有益的补充。参照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行政认定模式需在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构建严格的认定程序,要体现出认定程序的高法律层次性、详细性、全面性和正当性;二是增加司法审查程序,以保证认定行为的合法性与准确性。     

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28年;以及从1978年到2006年的后28年。前者为法制初创、停滞不前和彻底破坏三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治"。后者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内容,它以1996年为界,经历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肯定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理论。从邓小平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主张法治和反对人治的。在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集体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充分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法治实践上,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以及法学教育、法制宣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进步。     

肋骨X线片同一认定1例

1 案例简介 1.1案情张某,男性,50岁。2001年2月5日,张某因故与他人发生纠纷。张某指控对方打伤其左胸部。2001年5月29日,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