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幼罪”的缺点是对幼女保护不够

幼女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处分能力怎能“嫖”？ 在刑法上，14岁是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界限，14岁以下的人无论犯什么罪，都不以犯罪论处。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思想渊源与制度表达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具体成果，“援法断罪”反映中国古代司法的形式侧面，包含了丰富的技术内容与程序要求。“罚当其罪”兼具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的实质追求，强调了罚与罪应均衡。立法应追求文本、规范中的“罚当其罪”；司法则应通过法律适用，实现“罚当其罪”。“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丰富内涵不仅囊括了立法与司法等法律技术操作，还着眼于整个审判秩序的规范与建构；其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制度形态蕴含着中华原生法治文明的独特创造力与理论魅力。当代法治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便与“援法断罪、罚当其罪”一脉相承，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程序法“出罪”功能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成为诉讼法“出罪”的障碍，也与刑事法治的精神相悖。刑事诉讼法现存的超越刑法的“出罪”规定，有的导致刑法的不能执行，有的又反映了诉讼环节“出罪”的正当需要。刑法“入罪”后的“出罪”是权衡法律利益后的选择，刑事诉讼法为了功利和正当程序等法律价值也应当具有独立的“出罪”功能，并且在“出罪”的考量方法和依据等方面应当与刑法保持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程序法的独立性决定了程序环节“出罪”的诸多具体法定事由和“超法规事由”。     

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刑法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必备要件,同时是否具备这一要件也是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挪用公款罪与相关罪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在理论上也争议颇多。本文将在这方面做一探讨。为了便于司法操作,明确“归个人使用”的法律含义,有关立法和司法机关曾对此作过三个法律解释。一、1998年和2001年有关司法解释评释1998年5月9日,最高人民…     

我们是怎样逐步实现“罪刑法定”的?──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六)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那么，由谁来“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呢？修改后的我国测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无罪推定（有人认为是罪从判定、有人认为是尚未完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两条昭示世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彻彻底底地走上了“任何人非经司法机关判决，不得税为有罪；任何人的罪与非罪和罪当问罚，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判…     

如何理解奸淫幼女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如何理解这里的“从重处罚”，是一个极富实践价值的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有人认为，对一般情节的好淫幼女罪，在没有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况下，应当判处接近法定最高刑（包括法定最高刑）的刑罚（七至十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好淫幼女罪的从重处罚。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中间线论”（所谓‘冲间线论”，指认为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的平均刑期（中间线）以上考虑应判的刑罚。七年有期徒刑恰好是一般情况奸淫幼女罪法定刑的中间线）在好淫幼女罪从重处罚中的反映，…     

台湾“红灯区”合法化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至陈水扁时期才真正取消“公娼”。然而近年来，岛内关于性工作者“除罪化”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支持“公娼”的民间团体，提出废除“社维法”中关于“罚娼不罚嫖”的条款，要求对“娼”、“嫖”平等对待。     

“私家侦探”屡屡获刑

江苏苏州三名“私家侦探”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近日被判刑。这一案例再次引起人们对“私家侦探”这一人群的关注。分析这一典型案例，有关人士指出，在我国现行法律是属于非法的“私家侦探”在我国处境尴尬，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私家侦探”行业发展迅猛，     

中国古代的“屈法伸情”

在中国古代，白战国时起即形成“以法治国”的观念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法律要求各级司法官吏严格依法断案，否则以“失刑罪”（处刑不当，有失轻重）、“不直罪”（故意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纵冈罪”（故意枉法，使罪犯逃脱罪责）等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预先作出合理的规定。因此，对有些案情特殊的案件，如果严格依法论处，其结果会严重乖戾人情，致人心不服，积怨会引发新的事端。     

应该取消“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罪”遭社会诟病的一个原因是，“嫖宿幼女罪”是把原来法律认定的“强奸犯”变成嫖客，而受性侵害的幼女却变成了卖淫女。那些奸淫幼女的罪犯完全可以用“不知对方年龄”或“自愿有偿”开脱罪责。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张荣丽指出，1997年“嫖宿幼女罪”设立后，导致侵害幼女性权利的案件大大增加，而且此类案件中受害女童的数量有所增加。     

关于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几点思考

关于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几点思考●张少鹏一、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未预见新罪”的及时立法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这一原则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修订...     

不明知嫖宿对象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是否构成嫖宿幼女罪?

编辑同志：我院在审理一起嫖宿幼女罪案件中查明，被告人不明知嫖宿对象是未满１４周岁幼女，从其身体长相看也不应知是未满１４周岁的幼女，被告人是否构成嫖宿幼女罪？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构成嫖宿幼女罪。理由是：不管是否明知，只要有嫖宿幼女的事实就可以定罪，这是法律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从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逻辑结构看，该条第一款对“明知”有叙明，即“明知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而该条第二款“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中却未叙明“明知”，表明无须被告人“明知”。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构成嫖宿幼女罪…     

袭警罪中两个构成要素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袭警罪,加大了对袭警行为的惩治力度。如何依法规范适用袭警罪,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对袭警罪中“暴力袭击”行为方式的理解刑法第277条中关于妨害公务罪和袭警罪的法律规定均提到“暴力”的行为方式,对于这两款规定中的“暴力”能否作相同理解,实践中存在争议。     

帝制法治的两面——“断罪引律令”与比附援引制度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制度作为传统中国重要的法律规则补充手段和法律运用技术,主要功能是在确定刑的法律体系中维持具体个案的情罪均衡,但究其精神实质,它与“断罪引律令”紧密相关,都是帝制中国的君主为了更好地兼治“吏”、“民”而使用的有效法律工具,是传统帝制法治的一体两面.其中,“断罪引律令”是正面,是主要面;比附援引是反面(还包括“不应得为”),是辅助面.     

恶意欠薪罪具体适用探索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这一极具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这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缓和社会矛盾有着积极作用．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才是立法价值之体现．本文拟就该罪在适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做初步探索，以期更好地适用该罪。     

法治视野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困境与出路选择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几个难题需要研究。造成司法实践困境是因其立法存在严重缺陷，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其最高刑罚只有五年有期徒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经成为贪宫的一道“免死牌”。需从立法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考虑对此罪名进行修改，在提高量刑幅度的同时，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     

促官“向善”的阳光法

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个年逾百年的老“东西”。瑞典人在二百多年前就在玩这一制度，英国人在其几十年后甚至就形成于一部制定法。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榜样。从法律实践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点也不神秘和也不可怕，因为瑞典和英国的司法史上，在执行财产申报制度后，并没有曝出足够多的“惊心动魄”的财产类腐败罪案件，说明这是一部对官“友好”的法律，是一部促官“向善”的法律。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一制度理论，就从“善”论讲起。     

如何界定高利转贷罪中的“高利”——以上海市首例高利转贷案为视角

根据《刑法》第175条之规定，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①司法实践中，由于查办的相关案件相对较少，因而本罪构成要件特别是客观要件中“高利”的认定，需要深入分析研究。结合上海市首例高利转贷案，本文拟就如何界定高利转贷罪中的“高利”问题，提出法律适用的认识和理解。     

“拐卖成年男性”之刑法思考

本文以为“拐卖成年男性”这一现象所涉的问题利用现行刑法是完全可以规制的,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等法律规定是可以应对这一现象中单行为或者复行为,数罪并罚也能完全满足保护成年男性权利的需求,因此,没有必要进一步提出立法修改建议来恢复“拐卖人口罪”.     

扒窃人罪：反思与限定

扒窃入罪，不受数额与次数的限制，会模糊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限，导致选择性执法，有损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但书规定是限制扒窃入罪的法律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界分行政罚与刑事罚的基本理念。只有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满足盗窃罪的违法性的“质”与“量”，才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方可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