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犯攀供的证明力

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试论同案被告人的证人资格

英美法国家和大陆国家对于同案被告人的证人资格的规定 ;我国法学界关于同案被告人资格的认定 ;同案被告人的三种情况 :具有共犯关系的同案被告人不应具有证人资格 ;不具有共犯的关系 ,但在犯罪中仅系牵连关系的同案被告人具有证人资格 ;有共犯的关系 ,但已分离审判或先行结案的同案被告人应有证人资格。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     

浅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斯羁押的原因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办理刑事案件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期限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有些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以(1998)一号“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反映了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存在的突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收集权

为增加抗辩力度,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有收集证明自己无罪、罪轻证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来源于辩护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不仅是现实需要,也符合国际准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的实现有法律明确授权并明确其证据调查请求权,律师协助收集证据等三种途径。     

论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

一、问题的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和关于犯罪具体过程、情节的叙述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同时刑诉法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使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月D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否可作为定案的证据？刑诉法没有规定，实践中做法也不一。敌本文不惴寡陋，拟对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的立法规定及其理论基础作一探讨，从而认为我国应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这不仅不…     

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在我国，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拥有着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实践中受到较大的侵犯和践踏。因此，应尽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以及缩短羁押期限和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等相关诉讼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得以真正实现。     

论刑事诉讼禁止令的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禁止令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决定书中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的禁止性规定,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前提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决定取保候审。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实质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特定行为存在着诱发社会危险性及妨害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     

罪名解读卡发放制度探析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增加了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的规定,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单独作了规定。2013年初我院公诉科积极探索和创新,率先开展了“罪名解读卡”发放工作,并形成了一套“罪名解读卡”发放制度,其目的在于拓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法律知识渠道,切实维护自身诉讼权益;便于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改造,促使其认罪悔过;增强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提高检察机关公信力。     

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述评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不具可采性。以自白具有任意性作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现在已经为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所共认。我国应确立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以进一步实现我国诉讼的民主化。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刑法中的非典型自首之理解与适用

刑法中的非典型自首主要是指准自首和行贿犯罪中的特别自首。非典型自首与一般自首存在一定差异,属于立法中拟制。对准自首范围的把握,应从立法本意出发,缩限解释"强制措施"与"正在服刑"的含义。应合理解释准自首交代余罪的性质,同种数罪在技术操作上可纳入余罪范畴。行贿犯罪中的特别自首是自首的一种,应注意与立功的区别。     

《刑法》第67条“坦白”理解与适用之管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其与自愿如实供述并不相同,作为自首的降格认定,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本人罪行,或者如实交代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但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情形。由于坦白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其仅成立于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在适用上,应将其置于整个从宽处罚体系中特别是与自首的衔接上来衡量从宽的幅度,禁止对其"重复评价",还应探索坦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适用空间。     

亲笔供词的证据价值及其固定

亲笔供词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实际上它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之一。它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一般交代材料。它在刑事诉讼中有着证实犯罪、调整侦查策略、防止翻供等重大证据价值，需要进一步重视亲笔供词的理论研究以及亲笔供词的收集和固定。     

有效辩护背景下的侦查阶段翻供问题探讨

侦查阶段是刑事追诉的关键环节,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犹如一座大厦,而侦查程序则如这座大厦的地基。主要犯罪证据大多是在此阶段收集的,因此口供在认定犯罪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刑事案件要依靠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才能定罪。在辩护向着实质、有效方向发展的趋势下,犯罪嫌疑人有了更大的翻供空间,刑事案件无疑会面临更多的翻供现象,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翻供,是侦查机关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新论－为“由供到证”正名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分为纯粹型和非纯粹型两种。基于程序的正当性要求、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产生等原因,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尤其是纯粹型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原因,此种侦查模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对其确立一定的合法性标准,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发挥对案件侦查的积极作用。     

侦查与口供

口供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不同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否出于自愿和不同的刑事案件中有不同的性质和地位;为了促使侦查机关尽可能合法地取得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我国的侦查程序需要从整体模式到具体制度进行改进。     

侦查工作模式的与时俱进

随着诉讼理念、刑事犯罪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们的侦查工作模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侦查机关及其人员必须转变诉讼价值观念，正确分析当代刑事犯罪趋势，加强刑侦业务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和使用刑事科学技术，建立专业化的侦查队伍，以便侦查工作模式实现由先抓人一再取供一后取证转向先取证一再取供一后抓人；由“依赖人证”转向“重视物证”；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进攻；由粗分工转向细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