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论信仰

人的时代永远是信仰的时代, 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科学信仰的支撑。什么是信仰、信仰有什幺重要价值,以及我们的信仰选择和依据,是我们在信仰塑造和建设工作中需要认真把握并予以科学解答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没有信仰——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邵龙宝

历史是通过信仰的培育、人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灵魂者，信仰也；躯壳者，经济物质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即“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一生态”五元结构模式的转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塑的核心问题，信仰重建是当代中国人最高的精神诉求。     

关于信仰的理论原脉与现实思考

信仰在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不断变化,人们的信仰观念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时代要求我们应该对信仰正确分析和理解,形成科学的信仰观。正确分析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现状,有效地进行信仰观教育,大力加强信仰建设是当下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的现实任务。     

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信仰严重缺失的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国内学界著名的外国哲学研究专家,邓晓芒教授对此一直多有关注。他通过大量学术文章、演讲等方式不断阐述着一个中心观点: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缺乏信仰的真正源头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只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邓晓芒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因而是当代社会信仰危机的根源,其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从儒家文化的信仰对象和儒家文化信仰者的态度两方面都可以证明,儒家文化具有真正的信仰。应对当代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不能根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应该加强儒家文化的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的信仰困境及境界超越——兼论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维度

信仰是对个体生存境遇与社会发展前途及其关系的自我超越活动与终极关切状态,是一种对不确定之于确定、无限之于有限的整体性把握和确证。就当代中国而言,信仰的四大现实困境要求我们在政治信仰重建,特别是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方面,要综合把握青年人生追求的实现维度、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维度以及社会变迁的历史维度。     

和谐人生的一个选择——现代化处境中的宗教信仰

本文从理性与信仰之间关系的视域，结合当前风头正盛的物质主义潮流，试图阐明人生之所以有意义，不仅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合理化”的工具，每一人生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心灵空间，宗教仍然是和谐人生构建的一个维度、一个趋向。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里，信仰已悄然成为挣脱“人被物役”状态的一个人生选择。     

信仰缺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既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公共问题。也就是说，不但个人有信仰，国家和民族同样有自己的信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个人的信仰。时代的主流信仰则控制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形态和主流价值观。     

文化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塑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民生问题凸显,信仰问题不断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现实生活,对当前新形势下国民的精神民生状态做必要的考察,以文化民生新理念在全社会重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     

文化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塑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民生问题凸显,信仰问题不断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现实生活,对当前新形势下国民的"精神民生"状态做必要的考察,以"文化民生"新理念在全社会重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实现“中国梦”的意义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改革正处于深化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新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文化思想保障.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内涵,并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意义.     

信仰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

信仰由于具有“自我性”，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和变化的特征，把信仰多元化看成是社会共同理想认同危机的根源，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理想的现实根据在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由于规律本身是普遍性的，并且可以在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间实现共享。因此，只要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能被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把握和理解，就能建立和构筑社会共同理想。目前我国遭遇的社会共同理想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社会行动策略产生的负面社会暗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化过程中双重阻力所导致的。     

试析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信仰失范现象

“信仰失范”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于信仰体系的缺失、缺陷或失效所导致的社会中个体感受到的人生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社会现象。青少年中存在的信仰失范问题与当前的社会转型、工业化——市场经济导致的信仰的“物化”有着深刻的关联。抑制青少年群体信仰失范的基本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建构一个健康、积极向上而又切实可行的信仰体系,使他们感觉到人生充满了意义。     

道德视野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本身的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然而,能否实现这种追求,其中的原因不仅仅与国家强制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的合道德性体现了法律的内在合理性。只有具备了内在合理性的“法”才有可能被大众接受、尊重、维护乃至信仰,从而确立其权威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不能回避

有的学者认为一讲“信仰”就避不开宗教问题，有引导崇拜和迷信之嫌。因此。为了避免人们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体系产生误解，他们建议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领域不再使用“信仰”一词而只讲“理想信念”。而且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对把共产主义当成一种“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视域下“三个务必”的出场逻辑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立足时代方位、洞察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向全党提出的新期盼,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深层动因。从理论出场的内在规律而言,“三个务必”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呼应和价值关切,“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身份和使命角色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坐标体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总结“三大规律”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牵引彰显;“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进“两大革命”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规约推进。因此,科学把握和系统考辨“三个务必”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加强历史自觉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定力的题中之义。     

“80后”—信仰迷失的一代？

在论坛上看到一位“80后”网友发的贴子，也写到“我们是有为的一代，我们有知识，有技能，但是我们却面临着信仰缺失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父辈是在中国动荡中成长的一代，事实的见证使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可如今，无处不在的诱惑，让我们的心迷茫了，我们不知道所措，别人说什么咱们就信什么，一切都让我们无所适从，甚至连尊严都被放在功利这后。”     

找回丢失的“规则手册”

信仰的挑战是转型时代的普遍问题，转型有一个过程，有效应对信仰的挑战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它的基础存在于社会共识之中，形成于当下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漓们期望信仰的力量，期望信仰指引前进的方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多元社会，人们时有迷茫，信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信仰自由及其限制

一、信仰和信仰自由的意义信仰和信仰自由都是含义广泛的概念。对此 ,不同的人的理解、看法和观点是不同的。 1870年梵蒂冈公会议就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超自然的美德 ,凭着这种美德 ,在上帝恩典的激发与帮助之下 ,我们相信上帝所启示的东西是真实的。”这实际把信仰完全等同于宗教信仰。也有人认为 ,“信仰”一词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上同意的概念。还有人认为 ,信仰是一种自我献身的“赞成” ,是使我们脱离纯理论态度的一种意志上的响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信仰“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 ,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活跃,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