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系统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探析——以贵州为个案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引发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有其生成演化逻辑。主要缘于社会转型期冲突因子的堆积、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满群体陡增、利益对垒的自力"抗争"、不公情境的"集体反抗"、现代化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博弈、诉求渠道不畅下"被激怒的理性"、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战略谋划缺乏系统性、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应对能力不尽人意等。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提高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研究

提高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保障公众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中存在诸多问题及制约因素:部分地方政府对于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政府工作人员法治观念淡薄、依法行政能力不强,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等。加强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应多措并举:完善监督机制,将依法行政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强化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理念;优化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环境;加强相关机构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嵌入式吸纳：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消解方略

任何社会抗争产生的动因都很复杂,但是政府应对的方法是多元的。环境抗争作为一种典型社会抗争行动,常常引发地方政府改变原初政策,可称之为"非常规政策变迁",符合"一闹就灵"特点,按照影响程度又表现为一闹就停、一闹就迁、一闹就改、一闹就缓。针对环境抗争经常性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现状,本文提出"嵌入式吸纳"的消解方略。"嵌入式吸纳"坚持在嵌入基础上的吸纳、吸纳条件下的创新、嵌入与吸纳并重。"嵌入式吸纳"将环境抗争行动视为一种"连续统"危机治理过程,从政策过程的体制运行考量,在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双重维度建立互联互通的治理体系。同时将社区共治作为消解方略的实践基础,因势利导,预防、减缓和消解环境抗争所带来的体制性冲击,保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平衡互动,实现政府体系与环保主义的和谐共生。未来需要从基层、地方和国家治理的三维空间出发,打造"社会治理红利说",推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     

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一个整合性的文献综述

环境抗争可引起政策变迁。当代中国环境抗争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政府责任四个研究范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议题聚焦和关系结构;政策变迁包含政策连续与终结、政策创新与维持两对基本关系,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基于"政府回应"视角下环境抗争产生政策变迁的机理结构、运行过程及发展范式可以概括为环境抗争的策略手法与中央和地方体系的分层回应:策略手法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环境抗争的"直接利益诉求与间接环境意识的多样统一";分层回应表现为环境抗争手段及动员联盟方式决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产出和政策调整。最后指出,已有研究缺乏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运动及反大坝建设三类作整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抗争主体和客体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政府如何回应环境抗争研究较少。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简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城市绿色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决策困境与路径突破

推进城市绿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绿色治理的政策供给者,其决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绿色治理质量的优劣。新时代下,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面临着核心价值理念游离、信息技术效果不彰、公民参与效度不高、协调合作能力不强、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等困境。为此,地方政府需从树立正确决策观念、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有效破解难题,让城市绿色治理真正有效运转起来。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利益博弈:土地征收中多元主体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文献梳理及其反思

作为土地征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主体,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征地进程和征地后果。通过对三个主体在征地中呈现的发展逻辑、中介逻辑和抗争逻辑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农地非农化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利益,而当前征地冲突的发生也是源于各主体对于增值利益分配的共识难以达成。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话语权不平等,难以形成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为此,土地征收的有序推进与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需要从法律维度、利益维度与主体维度上统筹协调,明晰土地利益关系,找准利益平衡点,缩小主体博弈空间,以达到三重维度间的深度耦合。     

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基层政府企业外迁风险治理研究——基于Z市Y区的调研分析

企业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由于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超大城市Z市Y区企业外迁不断增多。企业外迁意味着迁出地区税源的流失,影响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聚焦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治理问题,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风险管理、政府竞争和企业迁移的相关文献,调研总结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的现状以及Y区政府风险管控面临的困境,从外部和内部风险因素两个维度探析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成效不佳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Z市及Y区改善企业外迁治理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整合不同利益关系：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的重心

加强对不同利益的整合是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如何建立整合利益关系,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模式转变,是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重心所在。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博弈分析

京津冀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等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利益是决定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地位和表现的关键因素,对各主体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理解。     

新时期农民利益问题透视及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农民、政府、市场三者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当前的农民利益问题表现为抽象意义上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困境”与“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民利益分化现象严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缺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实现农民利益，应在“社会基础再造”理论框架内，进行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社会、农民身份地位的关系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