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是地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中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俗”化现象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解释和应用的趋“俗”现象。它表现为：哲学学科定位的工具化、实效化；哲学诠释路径的世俗化；哲学实现方式的政治化；哲学关怀的物质化、利益化；哲学表达形式的通俗化。“俗”化现象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但也给当今哲学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历史负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并及时进行“去粗取精”的分析批判，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工作。     

新时期农民利益问题透视及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农民、政府、市场三者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当前的农民利益问题表现为抽象意义上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困境”与“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民利益分化现象严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缺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实现农民利益，应在“社会基础再造”理论框架内，进行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社会、农民身份地位的关系重塑。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前置式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机关探索

“前置式治理”是地方党政机关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党建引领、数字赋能、服务前置、资源前置、机制前置的方式(即“一引领、一赋能、三前置”),将党政机关的人财物力和权责利等下沉至基层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既激活了各类主体,推动党政社民协同互动,又推动基层治理向规范化、专业化和智慧化转变。     

交互涵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例

随着全球环境及其治理的不断演化，全球环境治理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共同体围绕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争论。为此，本文借鉴“交互涵化”的概念和理论，尝试梳理和辨析这一知识辩论、涵化和再生产的过程，并结合相关实践的案例加以验证。基于关系理论主张的中庸辩证法原则，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是互融、互补且和谐的，涵化是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其中，知识辩论是推动涵化的核心力量。在单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围绕他文化体的知识进入自文化体知识体系的可行性展开辩论，确定涵化的价值，实现知识学习。在双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就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进行辩论，重视涵化的反思性，完成知识创新。在交互涵化阶段，行为体以塑造融合两种文化基本特征与优势的知识为目标开展辩论，彰显涵化的交互性，实现知识汇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构建呈现出明显的知识涵化过程。以国际组织为主的治理主体通过四场知识辩论，将以地方知识为内核的地方环境治理方式涵化为汇融地方性与共同性的全球标准。而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非洲绿色长城项目的发展证实了知识涵化与实践演化的相对同步性，知识层面的涵化塑造了共同体的学习、创新与汇融，...     

我国地方行政层级改革的制度分析

层级设置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地方行政层级设置普遍实行四级制,而国外地方治理普遍实行两级或三级制。地方行政层级设置过多有损于行政回应性,不利于降低行政成本,现行“市领导县”体制还存在着“市压县”现象。借鉴国外地方治理的有益经验,我国有必要减少地方行政层级设置。可供参考的改革思路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设分治,将地方行政层级从四级制缩减为三级制。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简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百姓的幸福感谁说了算

从一些地方全力打造“幸福城市”，到男一些地方官员“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的承诺……幸福，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施政追求。但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幸福晋升为时政热词，一些地方动辄拿幸福说事，出现“作秀化”“攀比化”“箩筐化”等多种被异化的幸福，这实际上是在伪化国民的幸福感。幸福被异化、伪化，与以下两种错误的幸福观有关。     

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路径探析

自2008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猛发展，至2013年6月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0．58万亿，存在巨大的财政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的法律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导致了地方债务隐形化，二是政府担保制度的缺失加重了地方债务无序化，三是现行法律制度对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分配加速了地方债务规模扩大化。从立法角度对地方债务进行治理，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规模。然后要构建政府担保法律制度，使实践中大行其道的政府担保显性化、有序化。还必须规范“城投债”，适时推出“市政债”，建立地方债务的长效法律机制。最后要完善税收财政法律制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理论探析

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的实质是一种区域环境质量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合作是实现跨行政区水污染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利益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影响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从这两个基本要素出发，构建地方政府合作的动力、运行、监督机制。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与经验借鉴

如何在法律上让某些成员在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时不损害公司法人和其他成员的利益，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问题。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主要有“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和“美国式”、“欧洲式”、“亚洲式”等等，这些模式中不少制度设计可以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驰名商标的异化及治理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及保护制度在地方政府高额奖励、主管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惯性”思维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之下已严重异化，其结果是背离了商标立法目的、商标权本质以及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初衷，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企业的盲目、甚至恶意追求驰名商标认定的非理性行为，妨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应当从纠正地方政府不当行为、完善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和规范驰名商标使用行为等方面加以治理。     

制度、利益和风险:地方公共事务选择性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滨州市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的比较

协商治理是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协商治理的方式,总体上是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方式。制度、利益和风险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主要因素。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协商民主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利益是重要驱动,各参与主体要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是否协商。风险是当前需要关注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公共事务与社会稳定间的关联。协商治理将成为公共事务的日常处理方式。     

易地扶贫搬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的法律治理是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搬迁“户”是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的基本单元，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主体都应当是搬迁“户”。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搬迁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所具有的“行政性”“协议性”和“政策性”三重属性优势，构建治理主体自我约束、行政机关行政管制和社会层面的秩序约束三重治理路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