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竞争格局演变中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变革和创新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中国因素、中国意识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IMF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社会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以中国为例,在应对1997年及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中国形成了"有管理的"而非"完全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并完善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中国实践的积极作用,开始反思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并在全球进行推广。双向社会化理论是解释中国与IMF互动的可能路径,通过对双向社会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认知转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以自身经验及治理理念更多地影响世界,对国际经济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加入WTO后的金融开放及其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入WTO后的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开放所带来的新的竞争态势,积极运用自身的优势去参与全球化的金融分工,在维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去获取全球化的利益,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金融开放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基本内容 中国加入WTO后的金融开放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形成无国界金融;二是金融活动按同一规则运行,在全球范围形成统一的体系,资本、资金市场按国际通行规则运作;三是在统一的国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后贷款人的构建

牙买加体系确立了以多元化储备货币和外汇收支平衡为主的混合汇率制度，但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制度对国际金融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直接导致了晚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绵延不绝。为构建全球性的金融安全网络，实现金融危机的有效治理，国际社会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以少数主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功能完善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制度。     

应对金融危机策要

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源于次贷危机。应对金融危机，应重新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打破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国际联合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     

全球化挑战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了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经济失衡现象加剧;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挑战;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所谓的全球治理,在金融危机面前脆弱不堪。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预示着全球化风险在日益加大。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暴露了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金融安全问题突出;能源、资源的外部依赖性明显;气候变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必须对全球化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五大影响

2008年9月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五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发展,大国关系复杂重组,国际机制变革加快,三是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四是发展模式更趋多样化,五是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崛起步伐加快。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挑战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 ,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将会随之加快 ,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将不断加深 ,届时 ,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监管当局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我国的金融主权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以迎接挑战。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     

浅析入世后我国的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

入世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入世后由于金融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在金融体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较大差距,我国金融业将面对巨大冲击,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金融安全问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不仅要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同时要求我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金融合作与协调,关注WTO的运作,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金融法规建设,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次贷危机的反思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基于次级按揭贷款的衍生金融工具创新过度和监管的缺失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被滥用。在后危机时代，导致危机的这些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为从根源上杜绝危机再次爆发，必须在合作博弈的基础上谋求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逐步优化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全球性的金融协调监管体系。     

金融创新、监管协同与系统性风险控制

反思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实质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位导致高杠杆创新性金融衍生产品失控,最终引发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在后次贷危机时期,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西方经济体都纷纷重新审视诸多重大的监管问题,积极开展金融监管体系重建改革,这必然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应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变革趋势,推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同,从而实现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控制。     

国际金融法体系的构建:基于立法环境的分析

现代金融法的品性在于金融规制。金融规制有机地包含了监管性规范和注入规制因素的交易性规范。鉴于国际金融法立法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以及金融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应顺应形势,建立包括国际货币法、国际金融经营法、国际银行监管法、国际证券法和离岸金融法在内的科学国际金融法体系。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及对策

美国实行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就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是在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二是发挥IMF作用；三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建设区域货币；四是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国际金融整合看金融业的新发展

自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全球金融机构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急剧上升 ,其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以及金融业自身开拓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等。全球金融业整合并购的结果表明 :金融业的竞争主要在跨国或全能金融机构之间进行 ,其技术竞争日益重要 ,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     

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浅析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

资本账户开放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与安全,需要一系列相关经济条件或配套政策措施与之适应、配合:(1)保持健康的财政及货币状况,实行弹性的汇率机制,保持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消除国内金融体系的扭曲,大力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稳健、高效运行;(3)对国内企业进行系统改革与重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IMF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的美国形成了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