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兼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衡平

诽谤罪的研究应立足现有立法规定,基于刑法理论和生活事实展开。我国诽谤罪的刑事立法、司法现状和理论研究差强人意,应站在民主宪政的高度,衡平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侧重保护宪法上最基本的公民言论自由,从诽谤的对象、诽谤行为以及诽谤的主观恶性等方面合理认定诽谤罪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     

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基准

网络诽谤的刑法规制蕴含着网络表达权与名誉权保护的价值冲撞。本文指出与传统的诽谤罪相比，网络诽谤罪的认定具有鲜明的特点。     

王帅案:政府应宽容对待"名誉侵权"

河南灵宝市公安局日前对“王帅发帖诽谤案”作出处理，认定该案为错案。对照刑法的规定，这个错案错得很明显：诽谤罪侵犯的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政府不能是诽谤罪的对象。     

诽谤罪：解读与抉择

作为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之，言论自由是保障民意畅达的重要途径。除刑法规范的失当言论之外，公民对自身观点的表达不受有罪追究。《刑法》第246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即是刑法存保障公民名誉权的同时．通过对禁止性言论的范围设定以保障公民最大程度地行使言论自由。然而，新近的司法实践表明，政治权力的张扬使得诽谤罪成为公权力者打压言论自由的借口，     

恶意散布他人捏造事实行为之法律定性

明知是他人捏造的事实而恶意予以散布以败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理解。无论其被认为构成诽谤罪的正犯还是共犯,都存在解释上难以跨越的障碍。同时,将此行为定性为侮辱罪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有将侮辱罪视为口袋罪之嫌。尽管这样的恶意散布行为在情节严重时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但在现行刑法的规定面前,对类似行为只能作无罪处理。通过立法变动将类似行为纳入诽谤罪的法网实有必要,而在中国当下,比对个案的实质正义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信仰和坚守。     

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衡平:诽谤罪比较研究

诽谤罪的比较研究应审度国内外立法规定,基于刑法理论与生活事实展开。我国诽谤罪的刑事立法、司法现状和理论研究差强人意,应站在民主宪政的高度,衡平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侧重保护宪法上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合理认定诽谤罪的成立条件和刑罚范围。在解释论上,诽谤罪不适用于政府机关对象,限制对诽谤政府官员名誉的刑法保护,扩大适用于法人等团体和死者;名誉和诽谤事实等内容司法中应具体判定;诽谤罪的未遂不予处罚。在立法论上,应以独立条文规定诽谤罪;诽谤罪的构成要件应取消捏造行为的规定;可将通过印刷品、传媒等方式实施诽谤规定为加重法定刑;诽谤事实不限于虚假(作为例外,诽谤死者的事实必须是虚假的);可专条规定诽谤死者罪或在诽谤罪条文中增加一款规定诽谤死者的法定刑,并且明确限制可以提起告诉的死者亲属范围;应对诽谤不罚事由作出专门规定。诽谤罪的犯罪圈从长远来看应逐步限缩。     

谨慎对待涉及地方官员名誉的“诽谤案”

近日，陕西志丹县李某、孙某，因编发一条“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手机短信，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的名义逮捕。转发此短信的4名科级干部，则被免职和纪律处分。实际上，涉及地方官员名誉的“诽谤案”，尤其应该谨慎对待。刑法通过惩罚一定的言论来保护名誉权的现实，意味着在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所以，在诽谤罪的实际适用中必然要面对二者间的冲突。     

论网络环境下诽谤罪的认定问题

＂网络诽谤罪＂作为当下流行的一个名词,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相比,有其鲜明的特征,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更易产生公民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的价值冲突,故应严格其认定标准,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该罪被滥用和乱用的情况得以规制。本文就从该罪在理论认定上的疑难问题和实践中遭遇的困境两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     

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分析网络诽谤的犯罪构成

网络诽谤罪是一种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损害他人人格尊严、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新型网络犯罪。为适应现实的需要,两高出台了司法解释为新形势下打击网络诽谤罪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澳门刑法典中的诽谤罪和侮辱罪

澳门刑法典中的侵犯名誉罪包括五个独立的罪名：诽谤、侮辱、低毁、侵犯对已死亡之人的思念及侵犯行使公共权力之法人、机构或部门。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对其中诽谤罪和侮辱罪作一探讨。一、诽谤罪（一）概念诽谤罪规定于《澳门刑法典》第174条中：“向第三人将侵犯他人名誉或声誉的事实归责于他人，即使以怀疑方式作出该归责，或者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誉或声誉之判断者，或者传述以上所归责之事实或所作之判断者……”这一法条指出了诽谤罪的客观方面或者“实施形式”有三：1．将损害他人名誉之事实，即使纯属猜测的事情归于某人，这里的…     

网络诽谤中名誉权的刑法保护——以网络诽谤个案为考察对象

随着网络的普及,涉及网络的诽谤案件不断出现,对于被害人的名誉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司法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实践中诽谤罪的认定本身就存在争议,涉及网络诽谤的事实认定更是存在问题.本文结合一个案例,对于网络诽谤案件涉及的管辖、举证责任分配、案件定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印度刑法诽谤罪浅析——兼谈我国刑法诽谤罪的立法及理论完善

《印度刑法典》第二十一章对诽谤罪作了专章规定,共54条,详尽地规定了诽谤罪的概念、例释、处罚以及不构成诽谤罪的例外情况。分析和了解这些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对诽谤罪刑事立法及理论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印度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是指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无论何人意图、明知或有理由相信会损害他人名誉,以言词、文字、符号或能够辨认的图象,制造或散布对他人的指责的行为。该罪的主要特征是:     

侵害名誉权的认定

如何认定侵害名誉权，是审判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侵害名誉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其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必须具有损害事实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必须有过错。但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在这四方面上又具有其自身特点。因此其认定标准与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有必要予以专门研究。一、侵害名誉权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侵权行为违法性的标准只能是违反法律规范。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只有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即对公民或法人进行了侮辱…     

谈谈诽谤罪

诽谤罪,就是以破坏他人名誉、人格为目的,捏造散布事实,恶意中伤他人的犯罪行为。属于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之一。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我国古代就有关于诽谤罪的记载。在封建时代,诽谤罪成了危害封建政权、君权、大逆、大不敬罪的同义语。《法经》有:“议国法者诛”的规定;秦朝有“诽     

死者能否作为侮辱罪、诽谤罪的对象

侮辱、诽谤罪是侵犯公民人格名誉权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侮辱、诽谤罪的对象都是活人,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侮辱、诽谤死人是否构成犯罪也就成为问题。在旧中国,这个问题早已存在,远在1920年,有人撰文诽谤已死了1152年的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引起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血亲提起诉讼,结果以被告人被判300元罚金败诉告终。在新中国,则可以说这是实践向刑法理论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据了解,近年来,一些地方的行为人因对死者生前有隙,而在其死后以张贴大字报等方式公然     

论诽谤罪的价值抉择与检验逻辑——以彭水诗案为发端

诽谤罪的具体建构体现了现代社会面对人格尊严与言论自由的二难境地,正义天平倾斜的方向及角度都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引导.虽然各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向言论自由的保护进行倾斜的普遍司法实践还是略透端倪.检验诽谤罪的逻辑重点应先区别事实与意见,再鉴别名誉毁损程度,然后要区分事实内容是否关乎公益,是否出于真正恶意,才能有利于诽谤罪的正确认定.     

当前执行刑事诉讼法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问题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例如刑法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一百八十二条犯第一款罪的,都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是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特点是,都有明确的原告被告,案情简单,不需要经过侦查,人民法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就可以作出判决。总之,     

言论自由的刑法保护——以刑法合宪性解释为视角

言论自由的刑法研究已落入窠臼,一是多从限制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缺少"限制之限制"的思考,二是局限于刑法领域,缺乏对言论自由的宪法关怀。而唯有坚持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才能在言论自由和刑法法益之间求得平衡。理论上,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为刑法的合宪性解释提供可能性,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则是刑法合宪性解释存在的必要性;现实中,以侮辱罪、诽谤罪为例,需要综合考虑言论自由的对象、内容,平衡宪法权利与刑法法益。唯有此,刑法才能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分析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厘清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诽谤罪的自诉与公诉的界限,有利于进一步对网络诽谤行为准确的定罪量刑,从而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