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后扶贫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带领人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核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加强返贫治理、消除多维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夯实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增强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保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际效果。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前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群众锲而不舍地与贫困问题作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主要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等。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防止脱贫人口大规模返贫,逐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向缓解城乡相对贫困的反贫困战略转变。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极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山西省H县X村扶贫工作的实证调研

坚持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山西省H县X村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市场主体缺乏、社会扶贫力量薄弱、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为推进扶贫工作见实效,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途径构建扶贫主体共建机制,通过因地施策、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构建帮扶措施共享机制,从而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

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重心和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制度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从相对贫困成因切入,构建“经济收入—人的发展—制度安排”相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审视贫困治理政策面临的治理目标、政策体系、话语表达的转型与挑战,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中国农村扶贫发展历程与扶贫战略的绿色转变研究

消除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中国政府大规模扶贫成功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从温饱型贫困向发展型贫困的转变,成为世界反贫困领域的翘楚。我国扶贫目标也从解决温饱到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发展问题,扶贫理念从救济式扶贫到资源开发式扶贫继而转入绿色生态扶贫阶段。我国农村扶贫经历了体制改革带动型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八七扶贫攻坚和制度化扶贫等阶段。扶贫战备从开发式扶贫向绿色生态扶贫转变。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测度原则与路径选择

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完成后,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前提是相对贫困测度标准的确定。关于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学界主要有单维贫困标准论、多维贫困标准论和基本需求标准论。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不仅指相对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贫",更指其社会发展的"困"。应建立体现经济之"贫"与发展之"困"并重、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适度的复合测度标准。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既要解决相对贫困主体经济收入问题,又要解决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问题。应以提高工资性收入为重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之"贫",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发展权利之"困",以志智双扶解决其发展能力之"困",构建以"贫"与"困"为主要内容的防止返贫监测机制。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的主要经验

贫困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在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本文试从经济发展、政府积极的扶贫政策以及扶贫体制和治理三方面分析中国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在举国同心协力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以更好的完善挟贫政策，有利于尽早实现共同富裕。     

贫困治理背景转换下的社会救助转型:从保障生存到促进发展

贫困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持续—波动"的连续谱系。伴随着贫困状态在平缓与波动之间的循环演变,贫困治理也在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常规性治理和以反贫困运动为主体的突击性治理之间不断转化。基于"对象—需求—目标—体系—机制"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贫困治理的系统开展,中国贫困对象及其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贫困对象从绝对贫困群体向相对贫困群体扩展,贫困对象的需求则从基本生存需求向多维发展需求延伸。随着贫困治理背景的全方位转换,社会救助作为"后扶贫开发"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措施,也需要实现制度转型:确立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定位;在补齐社会救助制度短板的基础上,构建保障生存型和促进发展型救助制度体系,并加强二者的联动;在对象识别、分类救助、管理协调和业务经办等方面改进和创新社会救助运行机制。     

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研究

贫困治理理论发展的与时俱进,是实施国家战略的现实需要,习近平对贫困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主要的产生缘起。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的对策主要包括: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中国扶贫事业与全球扶贫事业相结合等举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前提,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习近平贫困治理理论的主要特质。习近平领导中国进行贫困治理实践,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魅力。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互帮互助——精准扶贫新思路

<正>扶贫工作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加大扶贫力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实践中,铁岭市西丰县积极发展农村普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从体制变革性减贫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与时俱进

贫困是困扰世界人民的普遍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先后经历了：体制变革推动减贫阶段,专项扶贫举措瞄准贫困地区;大规模扶贫开发和八七脱贫攻坚阶段,目标瞄准贫困县;巩固温饱成果、夯实小康基础的深度扶贫开发阶段,目标瞄准贫困村;全面小康下的精准扶贫阶段,目标瞄准贫困户和贫困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发式扶贫,扶贫瞄准目标逐步下沉,扶贫对象逐渐精准,这些扶贫举措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我国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年后,我国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遵循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实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应立足于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分别从治理主体机制、识别机制、协同机制、衔接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起一套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新的治理机制,为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的缓解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区域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

贫困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而环京津贫困带与首都相邻,其发展关系到首都未来周边经济的发展,因此,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治理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     

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保障。但政策落实环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造假等问题,不仅造成了政策执行低效,也影响着干部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和认可。鉴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方法,以贫困农户、贫困社区的需求为中心,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重点领域在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提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认识和理解,将政治优势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考虑,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