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规则

历史的不可回复性、案件证据的证明相对性以及法官认识能力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客观存在。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规则要求法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必须作出处理,但是证明责任的滥用与事实推定的失范违背了司法裁判权的运行规律。要解决该问题,需要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推定制度简论

推定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拟定修改中的《民事证据法(草案)》对推定作了专门规定。可以预见推定制度立法必将对证据制度改革以及司法裁判活动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实际上,推定制度早已付诸实践,很多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推定手段认定案件事实。立法和司法都呼唤推定制度,但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推定缺乏深入研究,     

法官裁判认知悖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专家”的定位及制度建构

专业技术性问题超出法官经验范围,法官根据经验常识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传统裁判模式遭遇危机,无法对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法官裁判认知悖论形成使得专家参与诉讼成为必然性,但当前对于专家制度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应当依托举证、质证、认证各环节建立系统的专家制度,整合专家资源,明确专家参与诉讼程序,从而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法律印象主义语境之下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对该原则在准据法确定方面若干司法实践之考察

不同法域实体法律的选择与适用是法官在处理包含外法域因素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涉外案件与纯内国案件的区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实体权利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走向。而现阶段的司法实践状况表明:仍有相当多的准据法确定过程并未顾及这一问题,司法裁判缺乏对案件实体法适用合理性的阐释。如果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则不难发现在法律适用的技术角度,还隐藏着为表面合理所掩盖的规则缺失,即:对赋予法官最     

司法认知:概念界定与制度构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法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司法认知进行事实认定的情形,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同时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导致法官在司法认知的使用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一方面,法官不愿进行司法认知或者不敢进行司法认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任意进行司法认知的情形,司法认知这一有用工具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针对当下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准确界定司法认知的含义,并确立科学的使用规则,对于提升法官裁判水平,保证案件公正审判具有重要意义。一、司法认知的概念界定在诉讼活动中,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     

论推定的适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发现真实受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无法对每一个要件事实都了如指掌——真伪不明的情况必然存在。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推定的适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某些情况下，推定即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正确认识推定和证明责任理论有助于指导司法审判的各项工作，从而防止裁判的随意性，使裁判更加客观公正。由于审判方式不同，本文仅探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关于推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关系，英美法系则不在研究之列。     

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推定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证明方法,以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所具有的常态联系为前提,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可以直接认定推定事实的成立。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诸多以"非法占有目的""明知"等为要素的推定规范,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特定案件证据短缺、证明困难的不足。但一直以来,学者们对刑事推定适用过程中的证明标准、范围界限及效果未能形成统一,司法裁判中,过分运用经验和逻辑法则进行案件事实的推定,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司法的误判。文章认为,为更好地规避刑事推定的局限,有必要对其适用规则进行完善。     

论事实推定的规制路径

事实推定是司法证明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其在证据证明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事实推定自身所具有的或然性与主观性局限亦无可讳言。对事实推定的适用进行规制十分必要。确立以置后适用规则、保守适用规则、公开适用规则为主要内容的事实推定规则和通过正规的法学院教育、统一的司法资格考试、法官职业培训、法官继续教育形成法官职业群体同质化的思维方式是最大可能克服事实推定局限性的相对有效路径。     

行政诉讼司法认知和推定的理论及适用

司法认知和推定是证据规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重点谈谈《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所涉及司法认知和推定的主要理论问题及适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关于行政诉讼应否适用司法认知和推定的问题关于证据法上的认知，人们可以从古罗马法上的“显著之事实，无需证明”，这一法谚中追溯其源流。〔１〕所谓司法认知，又称为审判上的认知，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裁判的形式直接确认特定事实的真实性，以消除当事人无谓的争议，确保审理顺利进行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民事诉讼方…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法官面对个案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并根据案件事实衡平个别正义。法官之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适用就是法律解释，没有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法律适用。依照法治原则，发现法律首先应从法律正式法源中去寻找，只有当正式法源中没有明确标准或虽有标准但该标准与个案正义严重背离时，才在非正式法源中寻找可以接受的答案。     

司法判决理由的法律解释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司法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表现。作为证明司法结果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法官的法律解释构成了司法判决理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在司法判决中得以充分展示。为了改变我国判决书中法律解释状况薄弱、判决理由不充分的局面,科学合理地写明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解释状况就势在必行。     

常识、常理在司法中的运用

正确理解常识和常理,对司法裁判具有重大意义。常识和常理属于人们的的经验性知识,具有前理性、非系统性、经验性、大众性乃至客观性等特征。在司法中,常识和常理是法官认识案情、解释法律、展开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法官可以运用常识、常理认定案件事实,检验和校正法律推理。常识和常理还是法官进行法律论证的资源之一。但是,不能过于夸大常识和常理在司法中的作用。     

我国疑罪从无的理论省察及规则重述

疑罪是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遭遇且无法绕开的实然性难题。刑事诉讼立法抑或刑事司法或显或隐地借助于从无来摆脱其困境。疑罪从无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被我国理论所倚重,理论上不仅将其视为国外司法活动的惯常做法,在叙事上也将其与证据不足相等同,甚至还将其功能扩展到作为根治冤假错案的惟一途径。坚持疑罪从的无国家存在冤假错案的现实,与我国理论对其功能表达形成相当的反差,特别我国司法实践未遵从理论指导的现实样态,又使得人们对理论阐述衍生迷思并陷入困惑。实质上,疑罪从无是一种分配错误的裁判规则,是法官认定事实时存疑且心证无法形成情形下选择配置错误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不是减少错案的防范性规范,在证据理论层面不同于证据不足,理论也不宜作为纠正冤案的基本惟一准则。一般而言,对于有罪与无罪均有证据证明而难分伯仲时,疑罪应当从无;对于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辩方自愿认罪而法官心证仍未形成,且对有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此种情形下的疑罪也可以从轻。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问题初探

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仅靠口供等直接证据证明往往不够。间接证据证明和刑事推定是目前通行的两种有效方法,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区分二者。间接证据体系的证明标准过高和间接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主要案件事实共同导致间接证据证明的适用范围很有限．相应地可考虑降低证明标准和改变传统做法。刑事推定是另一种重...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一并考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配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为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对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配置入额法官;对于非讼案件的审理、诉前或审前的法院调解以及立案登记等程序事项的处理应交由司法实务官进行,从而让法官专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以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保障之宪法理念。司法事务官不同于助理审判员,其不能审理所有的民事案件;司法事务官也不同于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不是法官的助手,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事务官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官,司法事务官不必进入法官员额。     

裁判上之类比推论辨析

裁判上类比推论的妥当性,取决于裁判者对类比点的选择,以及如何确定被比较个案的特征。与一般类比不同的是,裁判者必须考察法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运用评价才能展开法律上的类推。因此,虽然类推适用具有逻辑推论的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可辩驳的论辩性论证。类比推论的关节和难点,是规范事实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判断,这需要裁判者观照构成要件理论和类型理论,综合各种与类推相关的司法技术,在规范与事实、方法与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反思性平衡。     

法官的理性认知与司法前见

法官认知是一切纷争能够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世界存在的支柱。法官的认识须由客观事实的可靠性来证明,可靠性首先意味着确定性。任何法律现象都被理解为确定的东西,被理解为稳固不变的东西,除非被立法者自己废止。＂法官所思＂是法官所有认识的真理性的第一保证,法官认识的目的就在于寻求把握审判过程中的司法真相。如果我们把司法看成是一种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历史性的活动,那么从事司法审判活动的法官首先有了一种对于法治的在先理解,这就是法官的＂前见＂。法官前见的获得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事物认识发展的本质,由此构成了法官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