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Progress of Law Translation in China

法律翻译,是对法律思想观念、法律语言文化、法律规范和法律义本的跨法系交流行为和跨语系交际行为.研究整理中国法律翻译的发展脉络,发掘其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提出今后法律翻译在研究中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法律语言句法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中国成功＂入世＂后,国内对法律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与重视,法律翻译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研究法律语言的特点从而提出了法律翻译的策略及手段。     

法律翻译的特殊原则

法律语言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对翻译学体系的重要补充。法律翻译在遵守翻译普遍原则的同时,也有属于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原则。法律翻译的特殊原则主要体现在专业性、严谨性、准确性和等效性四个方面。法律翻译特殊原则的提出,有利于提高法律翻译质量,亦有助于促进立法机关对法律翻译立法的关注。     

从关联理论看法律术语翻译的思维过程

法律术语的翻译问题是法律翻译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之一。各路学者对法律术语及其翻译问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法律术语的翻译研究大多关注具体术语间的对比和分析,而没有从系统的、理论的高度做出全面的分析和阐释。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及其翻译观对法律术语翻译问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     

法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作为一种专业用途翻译,法律翻译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目前,在对法律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翻译中的译者应该处于＂隐身＂的地位,原文本应当更受重视。本文主要通过对法律翻译词汇分析,揭示译者主体性问题在词汇中的反映,认为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对法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法律英语词汇的特点及其翻译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国际合作日益加强,涉外法务活动空前频繁,法律英语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其的研究也越来越必要。法律英语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英语,本文分析了法律英语词汇方面的特点并针对法律英语词汇的特点及前人研究的成果总结了应对法律翻译的策略,为法律翻译工作者提供有效的参考。     

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认清转喻与翻译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以转喻式翻译理论为框架,深入剖析该理论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鉴于法律文本的文体特征,法律翻译中的转喻词汇一般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应当在初稿与终稿中的句型方面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一致性、规范性与简洁性。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论法律解释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运用

随着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各国的法律文本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大量中文法律文本也被不断地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文本。由此,法律文本翻译的失真问题成为中外法律文化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前法律翻译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少有人关注法律解释学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指导作用。虽然法律翻译有其自身的特性,但法律解释与法律翻译之间具有共同的渊源。法律解释理论对于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中正确理解原文本意大有裨益,将法律解释学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系统解释等方法运用于法律文本翻译中,有助于化解法律翻译失真问题。     

国内法律英语研究二十年

首次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考察我国法律英语研究现状。研究检索了1993年—2012年国内8种外国语言文学类、3种翻译类、5种法学类期刊上法律英语研究的刊文情况,分析法律英语的发展态势、研究特点、热点话题。结果发现:法律英语总体态势不稳定,学科建设不充分;研究以翻译为主,集中在词语翻译和语言文体特征;教学和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处于语域分析阶段。最后,对法律英语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认为应以加强基础性工作为主。     

《民法典》背景下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的完善

自然人姓名问题涉及不同的法律领域。2020年我国《民法典》第四编第三章为自然人姓名问题提供了最新的实体法保护规则。早在11年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就已对自然人姓名问题作出了规定。在国际私法中,个人姓名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法院地国应适用何种连结点以确定涉外个人姓名的准据法。我国《法律适用法》第15条和第46条分别对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涉外姓名侵权问题规定了法律选择规则,同时第5条对涉外姓名法律选择设立了不得违反我国公共秩序的最低界限。然而,我国对姓名国际私法规则采取“归并”的立法模式,没有对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和其他涉外人格权法律选择进行区别处理,未回应我国《民法典》姓名权在人格权领域的特殊性,而且忽略了《民法典》第1056条婚后夫妻姓名的平等价值和第1112条允许灵活选择被收养儿童姓名的立法意旨。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姓名国际私法规则与《民法典》姓名实体法规则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二者互为补充。我国《法律适用法》有必要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对涉外姓名国际私法规则予以相应的变革。     

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当下中国经济法学的逻辑假设建立在西方经济法范式的基础之上,无法与中国现实达成和谐。提出“转轨经济法学”的概念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回归到转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解决改革现实中的真问题,自觉区别于西方范式,消解中国经济法学严重的正当性危机。转轨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不是要通过政府来弥补市场缺陷而是要培育市场;转轨经济法的核心任务是反行政干预而不是反垄断;转轨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权而不是授权;转轨经济法应以公平为第一价值取向。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以对当代中国部分法学翻译的考察为基础

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法学翻译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与其他翻译在翻译艺术性上是同质的。中国当今的法学译者大部分对翻译本身,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了解不够;在进行翻译前,很多人似乎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翻译技能训练,也缺乏翻译理论的阅读;而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很多译者似乎还难以达到法学翻译的要求。鉴于中国当下的学术环境,应使法学学术出版非商业化,提升法学论著翻译的地位,真正落实翻译校读,建立法学翻译论著出版的专家匿名审查制与法学翻译批评机制等等制度,法学译者也应自觉地进行翻译上的学习与训练,获取基本的翻译技能与翻译素养,才有可能翻译出优秀的法学译著。     

论依法治税的目标、理论和途径

依法治税以税收本质特征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为依托，吸收了税权法定主义理论精华，已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依法治税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并处理好与税收计划、扩大内需、加入ＷＴＯ等的关系。     

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分析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向纵深发展的新方法。构成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单向与双向、权力与关系、消极与积极、制约与激励。中国行政法发展趋势是:以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以双向作为行政权力作用方式、以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分析视角、以积极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和以制约与激励机制的有机整合作为行政法机制。     

美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原厘定与移植回应

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移植论"存在方法论误用的缺陷,过度关注概念和规则的译介,而未深究其制度功能所关联的特定社会背景。信义义务根植于普通法特殊的历史土壤,以信托为"母体"并经归纳推理不断扩张泛化,"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是这种泛化现象的缩影,早期"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内涵已被"公平交易义务"取代。内涵演变的动因是对公司本质认知的进化以及因之发生的个人法向团体法逻辑的持续递进。我国控制股东滥权现象的主要成因并非规范资源不足,转轨时期"政企不分"的现实和公司法体系二元区隔的倾向亦不容忽视。美国关于交易公平性判断的程序性规则有助于克服法律行为评价系统的局限性,具有"复原"商业决策背景的功能,契合复杂的市场环境需求,是最具借鉴价值的部分。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法治历程、作用和发展趋势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互为前提,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交相辉映的两道主线。在30年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要搞什么样的法治、如何搞法治这三个重大课题,明确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目标和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和保障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旗帜,将法治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奋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China,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and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Counter Japanese Acts of Aggression: China’s Standpoint on UNWCC Jurisdi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UNWCC). It describ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emphasizing the particular influence of Chinese Representative Wellington Koo. The article examines Koo’s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address Japanese atrocities committed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in using the UNWCC as a means of ensuring that Japanese aggression did not go unpunished. Despite the inability to hold many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ccountable, the author emphasizes China’s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UNWCC, and maintains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remain a strong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论社会行政法

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和政府职能的首要价值,构建社会行政法也成为发展我国行政法及其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主题。社会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和其他公法受益权,规范行政机关行政给付和其他社会服务义务。公民的集体受益权、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程序、相关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是社会行政法的核心范畴。     

论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的国内立法

对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进行国内立法是我国参与联合国警察维和行动的基本要求。我国目前有关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的国内法依据极为不健全,既没有在相关法律中进行明确规,也没有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专门法律法规,现有的零星规定也存在诸多缺陷。笔者认为,为完善有关维和法律法规,必须对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展开专门立法。在立法模式上,由于我国军事维和已经进行了专门立法,因而可以借鉴军事维和立法模式,对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作统一立法,或者在人民警察法中单列参与民事警察维和章节。总之,通过对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的专门立法,不断促进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走上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提高我国参与联合国民事警察维和行动的效率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