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ity Link in Space Law

“国籍联系”在《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界定“本国活动”、“有关国家”、“发射国”、“登记国”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私人行为的归责性”的重要导向,是私人、空间物体的国籍国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是划分空间活动责任、风险的重要标准,是空间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登记公约》实施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1976年《登记公约》确定了发射国对其发射的空闯物体的登记义务,从而建立了空间物体的强制登记制度.随着空间科学的进步和空间活动商业化的发展,《登记公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缔约国数量偏少、未登记空间物体数量较多、登记信息不统一等缺陷,严重影响了其实施的效果.因此,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对公约加以修订,完善公约的内容,以使其适应空间活动的现状.     

驱散《纽约公约》在中国适用的迷雾——以《纽约公约》第一条展开

《纽约公约》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提供了国际法基础。但其采用的地域标准与非内国裁决标准与我国国内法的仲裁机构的国籍标准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偏差。同时,互惠保留也影响公约的适用,但是互惠保留只对公约的地域标准做出了限制,而不影响非内国裁决标准部分的适用。随着实践的发展,具有实质标准内容的"国际仲裁"具有代替《纽约公约》上述标准的趋势,尽管其本身也存在潜在问题。     

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对空间活动的管理,建立我国的空间物体登记制度,维护我国作为空间物体发射国的合法权益,有效履行《关于登记射人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以下简称《登记公约》)缔约国的义务,制订本办法。     

评《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一)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下称“登记公约”)是当前外层空间法的五个主要国际公约之一。它规定了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发射国国内登记制度,特别是强制性的国际登记制度,这是维护外层空间法律秩序的必要措施。海洋法和航空法早已分别规定船舶和航空器的国家登记制度,这种登记制度有助于世界各国有秩序地使用海洋和空气空间。同样地,为了有效地行使发射国对外空物体及其所载人员的管辖权和控制权,明确发射国的国际责任,必须建立外空物体的登记制度。由于外空活动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外空物体除国内登记外,还必须进行国际登记。联合国大会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即通过第一七二一号决议,提出“诸凡发射物体进入轨道或越出轨道之国家,迅速经由秘书长向和平     

我国光船租赁登记制度及其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1986年联台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下简称“登记公约”)开宗明义，在其序言中首先提醒人们；船舶登记关系到世界航运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有秩序地向前发展。     

外国仲裁裁决论析——基于《纽约公约》及中国实践的视角

《纽约公约》适用的“外国仲裁裁决”包括了在外国作出的裁决和非内国裁决两类。“在外国作出的裁决”是指法律上的仲裁地位于任何外国的裁决,因此,当事人住所地、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裁决书签字地以及当事人的国籍和裁决的国际性等因素均与判定某项裁决是否属于外国仲裁裁决以及应否适用该公约无关。互惠保留只是将“在外国作出的裁决”进一步限定为在缔约的外国而非任何外国作出的裁决,故互惠保留既无一般意义上的互惠对等含义,也不应作其他扩大解释。缔约国只能将本国境内作出的裁决自主认定为“非内国裁决”。由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应在中国被认定为该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     

用尽当地救济与“中心”(ICSID)管辖权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以下简称“中心”)是依照《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设置,并根据《公约》授权负责组织处理特定国际投资争端的常设专门机构。《公约》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而缔结的,专门规定解决国家同外国私人之间投资争议方法的多边公约,自其生效以来,受到国际     

从相关案例看ICC仲裁院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和以《纽约公约》为代表的一般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以及ICC规则,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属性取决于ICC规则规定的裁决地,进而由仲裁地点所在国决定ICC裁决的国籍。据此,ICC仲裁院仲裁庭适用该院仲裁规则且将仲裁地点定在我国内地时作出的裁决本来应当视为我国裁决。然而根据我国现行的仲裁立法,法院并不认可此裁决是我国裁决。在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ICC仲裁庭按照ICC规则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时,尽管我国现行仲裁立法尚无依据我国国内法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依据,但是根据在我国适用的《纽约公约》第1条第(1)款第二句有关非内国裁决的规定,可以将此ICC裁决视为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并按照《纽约公约》规定的各项条件,决定此类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论《纽约公约》下“非内国裁决”的性质及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依《纽约公约》第一条第1款规定,公约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外国裁决,也包括"仲裁裁决经中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即非内国裁决)。这就意味着地域标准并非《纽约公约》适用的唯一标准。被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的国家有将符合一定条件的在本国境内作出的裁决视为外国裁决的裁量权,这是单一的"地域标准"的延伸补充。我国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解释,而如何正确理解"非内国裁决"以及如何设立裁量标准对于司法实践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适用的强制性

条约的适用是国际法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国内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必须面对的实践问题。1929年《华沙公约》建立了强制性适用原则,只要是公约定义的国际运输,必须适用公约。这一原则被其后包括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予以继承和保留,成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的鲜明特色。以《华沙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其适用并未完全遵循国际法传统的条约适用理论,当事人国籍国是否批准条约并不是适用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航空运输合同所确定的始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所在的国家是不是公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国际航空私法条约自身不同于其他国际法条约的适用理论和规则体系。"地点标准"是《华沙公约》适用的核心标准,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条约适用的一般理论,是对条约适用一般理论的发展,是条约适用上的重要创新。司法实践中,应抛弃固有思维,从条约文本规定出发,才可避免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私营企业主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意义分析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力度的减弱、从而获得"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而成长起来的"自由活动力量"之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互动形态,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较大规模的调整.     

Appl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nventions in hong kong of china

The conflict of laws of Hong Kong has predominately preserved traditional common law rules of pre-England conflict of laws.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legal basis of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legal units, which mainly include three parts: jurisdiction, choice of law,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s far as the legal source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of Hong Kong is concerned, conven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law sources. Currently, there are ten special conventions related to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ne of which is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nd the other nine are the conventions consulted by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CCH”), including the Statute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Also, there exist non-special conventions relating to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ong Kong. These conventions have brought tremendous benefits to Hong Kong.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convention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o assist Hong Kong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ore jurisdictions.     

对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的评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对腐败犯罪实施综合预防战略。《公约》设立专章，对预防腐败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目前，我国尚无预防腐败措施方面的中央级专门立法，但是，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都进行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立法。以《公约》为参照，借鉴国际经验，检视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强化对私有财产的刑事法律保护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私有财产是我国目前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刑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起着保障法作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应当提高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地位、扩大保护范围、提高法定刑,以实现保护公共财产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平等。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是现代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政府形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发挥。而目前中国政府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越位”、“缺位”,“失序”、“失衡”,“低效”、“扰民”,“腐败”、“不负责”等形象危机,已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为此,要建构起现代式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确信与限制——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法哲学思考

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之一是国家,公共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共同组成了所有权的谱系,国家所有权是公共所有权的类型之一.我国对于所有权类型研究的方法论值得深刻反思.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应当得到确信.全民所有是国家所有权的价值定位和合法性依据.民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特种的社团,自古和率先被承认具有独立人格.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的人格应当与其公法人格相区分,并且受到公共利益的严格限制.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立法主体质疑

法律经历了一个由私向公再到私的转化过程;以主权确证国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主权观念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立法主体在这一转变中经历了一个从个人担当到国家机关立法,再到多元主体立法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