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的宣传工作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自身的宣传。社工宣传工作在传播社工理念、提高社工的社会知晓度和公众认可度、引起政府对社工工作的重视、促进各地社工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社工机构要发挥好内部社工通讯员这支队伍的作用，通过宣传努力提升社工形象。     

深圳完善社会工作机构体系的探索

深圳市率先培育发展社工机构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社工制度的建设中起了创新和带头示范的作用。但是，深圳社工机构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必须大力推进社工机构建设的网络化，做到对全市各社会领域和各社区的全面覆盖；必须大力促进社工机构实体化建设，形成综合性实体化社工机构、部门性实体化社工机构和专门性实体化社工机构等三种类型社工机构为主体的社会工作格局，继续探索完善现代社工机构体系新的经验。     

社会建设背景下志愿组织发展的思考——以广州市为例

志愿组织配合党政实施公共服务并协助社会人群,从社会资源调配、社会管理创新、社会融合和谐等角度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文章在社会组织放开注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共青团枢纽型组织逐步建立、社工与志愿者加强合作等社会建设背景下,从社会化与专业化发展方向、与枢纽型组织的关系、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协调和自身组织能力建设等四个维度,提出了民间志愿组织角色定位以及发展思路.     

民办培训机构的依法监管体系构建探析

民办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与地方政府对民办培训机构的依法监管体系缺失,是此领域问题层出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完备与执法运动化导致依法监管体系出现的漏洞。文章在规制结构的框架下,重点分析立法机构、执法机构与社会组织在构建对民办培训机构的依法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得出通过立法建设、协同管理、完善监管、公益诉讼等方式完善该体系的建议。     

论社区矫正之“上海模式”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市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即"上海模式"。"上海模式"采用政府向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进行运作,社工在社区矫正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上海模式"具有如下特点:有政府购买服务,社团自主经营;强调社工介入,注重项目运作;整合社会资源,拓展资金来源。"上海模式"的困境在于社工角色定位问题,目前定位于专业服务者较为准确。     

中国社工组织何以行政化?——一个政府科层治理模型的解释

随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发展，社工组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然而，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工组织却频遭多权力主体的行政摊派，日益行政化。科层制视角下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层级控制权分配、等级权力支配结构在根源上分别造成委托方、中间管理方和项目落地基层组织对社工组织的行政摊派，而社工组织面对多方的行政支配之所以选择“妥协”则主要基于生存发展及良好合作的“关系理性”。     

关于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思考

当前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隔断“边缘”阶层的社会再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这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学校、社工、群团组织、社区、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和社会个体资源提供者组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支持体系,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合理的干预。     

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要义

在现代国家,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是新型的公共服务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市场运作、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基础源于提供价值目标的治理理论和提供实现路径的新公共管理民营化;实施前提是有效分解运作流程;完善的根本措施是,必须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发展从事公益事业的社工机构,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能力。     

理念与载体的创新——优秀“阳光社工”成功实践的启示

上海市从479名“阳光社工”中层层推选出10名优秀社工。这些优秀社工在各自的工作中，都积累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主要包括助人自助的理念，危机干预、资源开发、家庭感化、提升自我、帮困解难等方法和经验。全社会应该更多地理解、服务社区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创造平安、和谐的社会。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困境与出路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是养老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之一。我国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发展目前仍存在着一些困境,其中,属性不清是困扰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的根本问题,能力不强导致了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激励不足体现了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理想。破解这些困境,需要明确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属性与定位,增强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政府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激励。     

论我国城市治理中的企业参与

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城市政府是唯一的城市管理者，其他组织和个人都是其管理对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政府独自管理城市的“大政府”管理模式在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制约自身机构的膨胀和权力的扩张等各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共同管理城市。与此同时，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了管理城市的能力和需求。企业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参与城市治理，既有利于企业的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又符合现代城市管理的要求。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绿色化支持系统

为突破国际市场的“绿色壁垒”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自身和社会应为企业绿色化经营提供相应的支持系统:绿色战略要素规划、绿色企业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基金、绿色营销和企业绿色文化建设支持系统。这些支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创建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优化为目标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和提高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济南市社工服务职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高校、民间组织、政府在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中均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济南市社工服务在职业化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如社会工作岗位职业定位模糊与岗位职责不明确等情况。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职业化社工服务机制，充分发挥社工对构建“和谐济南”的重要作用，提高济南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办学水平，把社会工作纳入济南市福利体制之中，探索出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以期促进济南社工事业的发展。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与对策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群众十分关心的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焦点问题。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既有医疗投入不足，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也有医疗卫生机构自身的原因。改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方面要注意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医疗机构要加大力度严格控制医药费用比例；规范检查和用药，严格控制医用耗材使用；实行人性化服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满足病人就医需求。     

中国城市“流动有爱”志愿服务范式分析——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

借助承接国家民政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志愿服务示范项目”的契机,通过对项目的前期调研和实施探索发现“流动有爱”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范式,即“创新流动人口志愿服务方式、提升城市流动人口志愿者组织的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途径”三结合,构建新型流动人口生活与发展环境.通过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合作模式,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源,为流动人口及其子女通过适切服务,促进志愿服务组织持续发展、有效运行,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有利于社会融合.     

“两型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两大压力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中动及地方政府间权力利益竞争造成了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是能耗上升、污染扩大的原因之一，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主要难题。建立科学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完善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健全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的财税政策体系和以保障公众环境权益为根本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是创新地方政府管理模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义。     

政府社会管理能力量化研究

进行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和政府是我国当下社会管理主体的现实。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自然环境、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均属政府管理笋会的重头戏。因此，可以把政府社会管理能力集中体现在经济的科学发展能力、民生的公平实现能力、环境的有序保护能力、科技的持续支撑能力和资源的集约利用能力这五个方面，而选择适当的计量方法能使这种量化研究成为可能，进而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以C市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为例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从资源依赖视角形成了资源充足地区更可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本共识,却无法解释为何在资源匮乏型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同样实现了合作。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C市为样本,解码在资源不充足的条件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经历了缘起、破局、保障、蜕变四个阶段。基于实践分析,构建了“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期望建构是基于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现实考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隐性激励的逻辑,以关系激励、资源借用、目标激励等方式,给予社会组织更多发展机会,促进合作意愿的生成;另一方面,政府寄希望于制度保障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并提升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政府通过显性激励的逻辑,以协议制定、长期规划、制度调适等方式,推动合作的实现。研究结论为理解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各地政府破除资源困境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与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居家养老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养老要求,民办养老机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与＂家庭＂之间的新型养老形式,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但是,民办养老机构在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境,比如民办养老机构普遍资金投入不足、民办养老机构缺乏专业服务人员、民办养老机构管理不够规范等。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民办养老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加强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等,推动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提高养老的社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