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讲“的“三性“特征

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三讲”,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坚持理论上的彻底性、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党性上的纯洁性。认真贯彻“三讲”精神,首要的是要学习和领会其“三性”特征。     

别样的“作秀“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其负责人和参考者审时度势,进行长远规划和务实操作,同时各界更应为其创造一个公正、客观的舆论氛围,摒弃“惟作秀论“的偏执行为.……     

莫把“一肩挑“变成“一刀切“

最近,一些村民反映,当地乡镇党委、政府组织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在发给村民的宣传提纲中,提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的比例要达到70％,要求村民“从大局出发,按照规定的目标,慎重投票,尽可能提高支部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圆满完成任务”,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觉得民主选举变了味。笔者认为,对“一肩挑”下达硬性计划指标,确有“一刀切” 之嫌,或许其主动动机和愿望是善良的,但其负作用实在令人担忧。     

“和平稳定“的华丽词汇难掩“台独“的实质

5月20日,陈水扁在岛内一片抗议声和国际社会充满疑问的眼光中自行宣布“就职”,并发表演讲。这篇演说词是陈水扁面对各方压力、被迫放低姿态的产物。 “3.20”以后,陈水扁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压力:一是针对其选举期间的“急独”言行,使两岸陷入空前紧张危机的情势,祖国大陆发表“5.17声明”对其形成巨大的震慑;二是美国对陈水扁疑虑增加,敦促其化解两岸紧张局     

“权力”和“权利”的关系

“权力”和“权利”是现行高中政治常识中两个常用概念,但因其词音相同、含义相近,学生常将其混淆,甚至是混为一谈。鉴于此,我们就二者的关系谈几点粗浅看法。“权力”和“权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区别主要有:     

以武谋“独““先发制人“

民进党当局当政四年来顽固推行其“台独”理念,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特别是在军事上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妄图“决战境外”、以武谋“独”,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先发制人”战略的目的 陈水扁当局首次提出“先发     

陈水扁欲拉美国“助选“——评陈水扁在美国的“台独“活动

10月31日,岛内选战打得不可开交之际,陈水扁启程开始其任内的第四次“出访”,第三次过境美国。在过境美国期间,陈水扁大肆鼓吹“公投制宪”、公然宣布要“制订新宪法”。在他一系列分裂国家活动的后面,有一个欲盖弥彰的意图,那就是要让美国为其“台独”活动背书,拉美国为其“助选”。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着力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对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的现象:如在认识上有的把二者等同起来,只看到二者的同一性,忽视其差异性;有的把二者对立起来,只看到二者的差异性,忽视其同一性。在实践中有人是先“小康”后“和谐”,而有人是重“和谐”轻“小康”,凡此种种。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理论是非,纠正实践偏差,正确认识和处理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以此推动我们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那么,“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二者之…     

“地下金融“考验政府智慧

事实上,民间放贷早已有之,只是在以往未得到正名的情况下,只好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央行表态将在四川、贵州、陕西和山西进行“只贷不存“的民间贷款公司试点,这意味着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行为将有望合法化、正规化,但其前提是“只贷不存“,即允许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     

论乡村振兴过程中“城归”人员的“补位”功能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振兴、农民的振兴和农村优秀人才的主体性振兴。面对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严峻形势,推进乡村振兴亟需动员和吸引潜在的优秀“城归”人员积极返乡干事创业,充分发挥好他们投身乡村发展建设的“补位”功能,促使其切实补足乡村产业振兴、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的主体之缺。为此,一是要加强对“城归”人员的宣传教育,唤醒其主体意识,引导其真心诚意地返乡;二是要持续改善农村发展环境,为“城归”人员搭建展才、立业、建功的舞台;三是要加大对“城归”人员干事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使其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立得住脚”;四是要重视对“城归”人员的能力培养,使其能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迈得开步”。     

司马迁对唐尧“其仁如天”德行的“一家之言”

对于尧舜禅让制时期的天下为公和“病一人而利天下”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有自己的一家之言。尧的“其仁如天”可以“合和万国”;“病一人而利天下”则让我们看到了禅让制和世袭制的本质区别;“其仁如天,合和万国”则反映了司马迁和谐社会的理想。     

企业人才“三步曲”

人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领导应深刻理解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义,“唱”好人才开发三步曲——观人、用人和育人。一、观人: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知人善任,是企业领导要做的第一件事。“知人”才能“善任”,用公平而客观的态度去评估人,才能做到提拔有才能的人做有用的事情。在观人之道方面,我国古代的吕不韦和诸葛亮的做法值得借鉴:吕不韦认为“得志时观其是否守礼;贵时观其提拔什么人;富时观其私生活;议论时观其所行;闲居时观其好;学习时验其能否避邪;怒时验其节制;哀之以验其不忍;苦之以验其意志。”诸葛亮的观人之道是:“问…     

“标签论“述评

“标签论”认为 ,个体演变为罪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给其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 ,社会按照一定标准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 ,因而产生了“罪犯” ,而并非“罪犯”个体原因所致。“标签论”运用形象互动论的原理 ,认为犯罪是社会反应与行为人形成自我形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标签论”认为犯罪是相对的 ,阐明了“贴标签”与法定犯罪定义产生之间的因果联系、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犯罪学的研究特别是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标签理论有其局限性 ,其主观唯心色彩浓重 ,对标签化的后果解释简单化 ,对社会反应的揭示不全面 ,片面强调了犯罪因素中外部条件的作用 ,否定了犯罪行为与行为人间的内在联系。     

“抓基层”“打基础”相关敏感问题研究

在推进“三基”工程建设中,基层困惑最大的是“抓基层”“打基础”。上级怎样按基层的需要“抓基层”,使其与“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相得益彰;“打基础”怎么打,其范围和标准到底怎样?诸如等等的问题不解决,基层基础工作就难以有作为。从调查看,其实,基层对上级“抓基层”的要求并不多,不过是希望上级能按照公安部的总体部署尽好该尽的如“警力下沉,保障有力”等职而已。当前“打基础”最关键的是明确基础范围和标准,做到“基础信息化,信息基础化”。     

千呼万唤“沉默权”

沉默权尚停留在口头议论的阶段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所有参与国必须共同遵守“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法律原则。所谓“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也即非经本人自愿,法律和司法人员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或变相强迫任何人供述或承认自己犯有罪行。也就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可以在讯问过程中拒绝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享有沉默权。继我国新的刑     

“禁令”与“心态”

2003年元月22日,公安部在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颁布了“五条禁令”。可以这样说,“五条禁令”的颁布是公安机关实践“三个代表”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其力度之大、震憾之强、反响之剧,可谓前所未有。广大公安民警要真正彻底执行好“五条禁令”,必须克服“四种心态”。     

“台独”的外国胎记

李登辉在其分裂中国的道路上,曾经走过隐晦的“独台”的一段,然后逐步逐步地同公开的“台独”合流,既成了“台独”的先行者,又成了“台独”的总后台。“台独”的发展和猖镢,有其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笔者曾经说过,“台独”无不     

“关键之年“的方略

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奠定基础、促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年,云南怒江电网有限公司全方位铺开工作,其目的在于:“开好局、起好步“,步步为营,努力实现“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做官要防“幼稚病“

囹圄中的贪官,在“总结”自己如何“落到这一步的”教训时,“深刻”悟出了这么几条:“不学习……”,“不懂得……”,“放松了……”,“忘记了……”。“总结”一番之后不忘再幼稚要求一回,“请求”组织上再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机会还会再来吗?其幼稚之举令人啼笑皆非。说贪官“幼稚”?有人讥反:贪官在位年年考评“称职”,政治上“一贯……保持一致”,贪赃枉法乃能逍遥法外,何谈幼稚?但贪官“幼稚”的一面的确不少见。今年3月,已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位4年狂敛钱财500多万,平均年进100多万元,在其问题被查清后,竟还向组织提出保留党籍,允许他继续“在党内重新接受改造,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腐败分子钱棣华原为大庆市市长、人大主任。这位曾被“东方之子”节目采访的第一位企业家,贪污受贿20多万。当组织对其宣布开除党籍时,这位曾有着35年党龄的领导干部竟提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要求:“我接受不了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能不能不开除党籍多给几年留党察看?大庆没机场,好好搞‘三讲’,出去修机场。”原广东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长期化公为私。当检察院审问其为什么把油、米、鸡蛋和手纸等生活用品开发票拿到公家账上报销时,她振振有词地答道:“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住的都应该是公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