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派与复古派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和前七子复古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作为当事人,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一方面说过“我师崛起杨(一清)与李(东阳),力挽一发回千钧”,肯定李东阳是复古派的开路人;一方面又批评李东阳“承弊袭常”,“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二说似乎自相矛盾,不免滋人疑惑。明末清初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力诋复古派为职志。他在李东阳与前七子的师生关系上作文章,把     

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结构

诗话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诗歌理论形式。宋代是诗话的盛世,但大多数宋诗话,都只局限于评点欣赏,缺乏理论上的开凿,唯独严羽的《沧浪诗话》,能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察诗歌的特质,提出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沧浪诗话》的问世,使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清人许印芳所说,“诗话之作,宋人最夥,后学奉为圭臬者,群推沧浪严氏书。”(《沧浪诗话·许印芳跋》)     

论李东阳的《南行稿》

清初的文坛首领钱谦益,写过一部总结明代文学的著作《列朝诗集小传》。他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时,曾不胜景仰地说:“俯仰叹息,盖不胜高曾规矩之慨焉！”钱谦益把李东阳当作明代诗歌史上首先应推荐的人物,甚至奉为高曾,引为规矩,可见李东阳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原是较高的。可是,当前流行的几本文学史对李东阳诗歌的评价都嫌过低。     

复古运动中的王九思及其文学思想与创作的转变

明代中期复古运动的参与者中,王九思是最早步入政坛的,先受到李东阳领导的茶陵派清新流丽诗风的影响。其后随着复古派的领导者李梦阳、康海的相继入京,王九思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开始转变。正德以后复古运动逐渐消歇之后,王九思的文学思想又开始向"文以载道"方向靠近。王九思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也可以窥见明代中期文风转圜变迁的过程。     

清代湘乡派古文之研究

湘乡派、阳湖派与桐城派之关系,后世大抵以阳湖为别支,而将湖乡派视为桐城中兴之主,而不以别支看待。李详《论桐城派》最早提出湘乡之名,以为曾国藩自为一派,而桐城久在祧列,派中成员张、吴、黎、薛均为其幕僚,亦自称为曾氏门生。湖乡派之文学观,可从文学基本论、体裁论、方法论与批评论四方面逐一探讨。     

试论屈赋对辛词的影响

古人论及诗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时,往往将《诗》、《骚》作为源头和典范;强调学诗应当继承《诗》、《骚》的优良传统。在沈约看来,后世的一切韵文,“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后来的许多作家、学者谈到学诗问题时也都风骚并提。苏轼云:“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许彦周《诗话》引)吕居仁在《童蒙诗训》中指出:“学诗     

“莫向兰亭羡二王,杏园前辈忆三杨”——茶陵派与台阁体文化心态的比较

茶陵派与台阁体作家在文化心态方面既有雷同,又有革新。其同是：馆阁身份地位的相似性与为人处世的刚柔相济。其异有三：一是＂三杨＂时代朱学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和动摇;二是时局的恶劣使得茶陵派增添了忧患心态;三是茶陵派徘徊在台阁与山林之间,多了与台阁政治和庙堂文化的离心力。茶陵派的文化心态决定其创作有别于杨士奇等人,多了对台阁文化的背离与抗挣,这三点革新是茶陵派能够继＂三杨＂之后雄霸文坛,独领风骚近五十年的关键所在。     

《庄子》文学思想简论

《庄子》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天地大美、"虚静"养神、"以天合天"、"言意"之辩、遗形取神、"法天贵真"以及文艺否定论的"正"与"反"等。庄子在《寓言》、《天下》两篇中对自己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更是现成的、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论,也是我国最早的象征、浪漫文学创作论。     

吹响中国刑法学学派争鸣的号角——评《刑法的基本立场》

《刑法的基本立场》以旧派与新派之争作为理论展开的主线,围绕着新旧之争的基本理论立场的不同,具体在犯罪论、构成要件论、违法性论、未遂论、共犯论、刑罚论中分别予以展开介绍其对立观点及实质,并阐释了自己基本立场。     

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第一次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启蒙；而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真正开始于1902-1903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饮冰室诗话》把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推向高潮。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已经超越了启蒙影响下的政治意识觉醒进入了深层文化意识觉醒。1907年后鲁迅的启蒙侧重于社会改造，侧重于人的觉醒。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诠释的启蒙意义填补了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和第二次启蒙文学思潮之间的空缺。     

李东阳诗论评述

李东阳的诗论承袭了儒家诗教说,他的诗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儒家诗教说的观点出发反对诗歌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务美求奇;二是从诗歌本体上阐发传统比兴声律,深化了比兴声律的认识;三是提出学、识、才的观点,论述了诗歌创作上的“因”与“创”的问题。     

为凝聚共识用心用情用力

我是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2018年以来发表《论民主》《论法治》《论正义》等理论文章50余篇,讲授《党性与党性修养》《党史的精髓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解读》等专题讲座10余讲,并作为北京市委宣讲团成员和市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成员,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中共党史、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和市委第五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共计100多场.     

前七子派的兴起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本文从唱和的频仍、主张的提出、立派的自觉意识、标志性事件等方面探讨前七子派的成立时间，认为其正式成立在弘治十五年（1502）至十八年（1505）之间。前七子派的发展分“合”（1493-1506）、“分”（1507-1511）、“散”（1512—1529）三个时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合”期虽然是前七子派的兴盛期，但“分”期是前七子派同茶陵派斗争激烈此长彼消的关键时期。而“散”期，何景明受到茶陵派的影响，通过何李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七子派某些主张，并逐渐取得了与李梦阳并驾齐驱的领袖地位。     

本期重点文章作者简介

方福前 1954年生，安徽庐江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兼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民政部政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20馀篇。自1996年以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和重大研究项目各1项，北京市政府委托项目2项。     

《沧浪诗话》的诗学意义

《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部最具理论意识和兴趣的诗话,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真正探讨诗的审美特质的著作,它的"兴趣"、"妙悟"、"气象"、"入神"诸说以及诗歌体制之辨,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沧浪诗话》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进行中西诗学的阐释比较,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宋代诗话与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

虎关师炼是日本五山文学从草创走向隆盛的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其诗学思想深受宋代诗话的影响。他的《诗话》是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学著作，在日本汉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尝试以《诗话》为主要对象，并结合虎关师炼的其他著述，揭示其创作条件、批评特色、主要诗学思想、以及在五山文学发展史上之意义。     

《随园诗话》与《谈艺录》体制比较

本文论及的＂体制＂,是文论的体裁,作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是文体规范性、规律性的外在呈现。《随园诗话》与《谈艺录》同为诗话,因而它们在体制上既有＂通＂,也有＂别＂。相对于其他批评文体,诗话有其特有的体制面貌。而《随园诗话》与《谈艺录》也各有特色,《谈艺录》更是古典诗话的终结。     

从选本看谭献对常州词派词统之接受推衍

谭献在晚清同光年间学界、词坛影响至巨,为常州词派继往开来之一大家。从词选本批评和编辑词选实践来看,谭献对常州词派系列选本大加揄扬而批评浙派《词综》补辑选本,委婉肯定《草堂诗余》;编辑《箧中词》和《复堂词录》选录由唐至清之词,皆可见到谭献阐扬推衍常州派词学之主观意图,但其同时又不固守宗派门户之见,颇能折中二派之长而避其短。     

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王升华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研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喉舌论、第四种权力论、挑战者论等传统理论多是从单向的、静态的角度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