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的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受到司法补救的范围以及他们诉权的范围;它决定着法院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案件上的合理分工;它对法院正确履行应有职责和对当事人正确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文章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入手,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揭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中的不足。     

涉警危机情境下的警民信任修复效果差异及其内在机理分析——来自SOR理论和自我建构理论的解释

文章利用3个实验细致分析了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不同修复策略、不同修复时机和民众负面情绪对警民信任的修复效果,并比较了不同自我建构类型人群的信任修复效果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民众的负面情绪越高,其对警民信任修复效果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强。第二,在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前,依存型人格较独立型人格对警察持有更高的初始信任水平;在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依存型人格群体中的负面情绪越高,修复策略的修复效果越差,但是,独立型人格群体中的负面情绪复效果高低对修影响则无明显差异。第三,警民信任危机事件发生后,修复时机对修复效果的影响"因人而异",在依存型人格的群体中,延迟修复效果优于即时修复效果,但在独立型人格群体中的修复效果却无明显差异。第四,民众自我建构水平、修复策略与修复时机三者之间存在三维交互效应。由此,科学平息民众负面情绪、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施策、"因人施策""因时施策",尤其是要注意对依存型人格人群的因势利导,是当前修复警民信任关系水平的可行之策。     

专题讨论：基层法院涉诉信访研究——民意与司法

今天的司法环境不容乐观,这种情形有司法自己的原因,更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涉诉信访。涉诉信访并不天然对司法环境产生不良后果,但如果引导不当,其后果不堪设想,而今天司法环境就是某种不良引导所致。这里,我们特约《基层法院涉诉信访观察》课题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和博士等七人对涉诉信访问题进行笔谈。由于篇幅原因,本期刊载的仅仅是他们研究内容的一小部分,但已经对涉诉信访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研究,我们相信该组笔谈能够然读者对涉诉信访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中国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文化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乡镇政府信任,其中制度绩效作用较大。在制度因素中,腐败程度影响力最大,经济绩效影响力最小。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度较高,但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乡镇,影响政府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腐败程度。     

我国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之反思

与一般信息公开不同的是，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关涉公民的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拥有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此类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更关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整体发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信息公开面临着“商业秘密”内涵的宽泛性、第三人不同意公开的强约束性、行政机关行使利益衡量职责的消极性以及司法审查的有限性等困境。在制度层面完善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必须完善政府信息之法，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加强行政机关能力建设，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内部支持；健全司法审查制度，为涉“商业秘密”信息公开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     

浅析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正式确立.它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意义.<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则细化了国家赔偿法.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同属司法行政机关的赔偿,但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构建政府信用与公共责任

一、政府信用的内在涵义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等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个人、企业     

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浅论依法行政的法理依据

依法行政所涉及的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出发,可以寻求到依法行政的法理基础;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政的必然要求;行政机关拥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的现实原因。     

试论责令重作判决的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责令重作判决,对于纠正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督促、引导、规范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化对责令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认识,限定被诉行政机关重作行为的期限和内容,会进一步充实司法审查权的内涵,较好地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助于拓展司法审查空间,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略论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一、法院有必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确立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制度,即我国的司法审查制。 “司法审查”来源于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其目的是企图通过行政与司法相互牵制和制约,保持国家权力的平衡,防止某一机关或个人独断专行而赋予法院对行政措施予以维持或变更、撤销的权力。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基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宗旨而确立。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为了有效地管理好国家行政事务,使国家行政法规、规章、命令、决定得到贯彻和遵守,行政权被授予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强制性。也正是因为行政权具有强制性,所以必须对行政权实行监督,其中一种监督就是运用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克服官僚主义,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公正、合理的保护;使正确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有效的维护,使违法和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涉诉信访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涉诉信访是当前法院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在我国司法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和民众法治意识不够高的现实情况下,对于涉诉信访宜疏不宜堵;应该从提高审判质量,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搭建统一的涉诉信访处理平台等多方面着手,引导民众合法信访、理性信访。     

行政审判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

我国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是规范、监督公安行政执法的主要途径,为妥善解决公安行政争议,增进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使之促进公安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深入分析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中发现公安行政执法案件存在的问题,树立能动司法,积极拓展审判职能,延伸司法服务的理念,提出实现行政审判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最佳途径。     

当前网络涉警舆情的隐忧、成因及对策

由于转型期特殊社会环境、网络特征、警察和公安机关自身特性及民众质素影响而导致的网络涉警舆情,隐透出若干潜在危机,如民众对警察的不信任有可能演化为对抗关系、群体极化对社会将产生巨大的离心作用、无控制的网络涉警舆论潜伏着政治危机并危害国家安全。警示警察及公安部门网上网下齐抓共管,以改善自身形象的方式改变网络涉警舆情的负面倾向。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政策——以N市社区矫正政策为例

社区矫正政策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他们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治理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诸国家权威机关,他们掌控着关键性的资源,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主体——志愿者仅仅起着辅助性作用。国家权威机关之间的合作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变量。国家权威机关之间主要采用等级式协调方法,治理所主张的基于理性沟通和对话、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平台和机制还没有建立。     

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反思与再构

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并防止司法独立走向司法专横。司法可以强制当事人履行其裁判结果,但不应限制当事人及其他民众通过媒体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对媒体报道反映的当事人及其他民众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不赞同,但人们必须尊重和捍卫他人说话的权利。     

论行政司法裁判权

行政司法裁判权的核心在于将司法机关(法院)作为一道屏障,矗立在代表公共权利的行政机关和享有私人权利的行政相对人之间,运用司法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并籍此给遭受行政权力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救济。在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存在许多局限,如何真正实现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将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构建我国信访终结制度的思考

信访是当前政治结构给民众安排的一种特殊的诉愿机制,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起到了缓冲矛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作用,有存在的文化依托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访终结制度,民众将信访救济功能无限放大,甚至滥用信访权,导致重复访、闹访缠访现象突出,给行政机关和信访人都带来不利影响,也对司法救济的权威带来冲击。对此,可结合信访的不同功能设计相应的信访终结制度并上升到法律层次,明确信访终结的范围、主体、程序、期限和法律后果,加强信访终结制度的宣传贯彻、强化信访终结后上访行为的处理、明确信访终结后权利再救济的途径,把信访终结制度和司法救济程序合理、科学的区别和衔接,引导民众依法信访。     

论行政处罚及其存在的问题

国家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的制裁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类,司法制裁和行政制裁.国家除了授权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用刑事、民事、经济等强制措施制裁违法犯罪外,还授权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规、规章的人通过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进行制裁.这说明行政制裁是国家重要的制裁方法,是与司法制裁并列的制裁手段.行政制裁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对整个国家事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直接管理是在行政机关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行政机关的这种直接的、经常性的管理活动具有不可中断的特点,行政职能能否有效地、不中断地行使,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提高,基于此,国家权力机关授予行政机关行政制裁权,使行政机关拥有保证行政管理活动得到正常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同时,国家司法机关也通过行使司法制裁权,充当行政机关的坚强后盾.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行政制裁虽然不及司法制裁严厉,但它同样是国家的强制手段,是防止破坏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的一道屏障.它的存在使行政机关手中有了使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进行的有力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