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当代危机理论述评与反思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发达国家社会已暴露了阶段性发展的新生特点,表现在阶层分立、社会与自然、文化与心理以及国际系统自身的不平衡状态。与之相连的多种危机形式,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寻找到各自的结构位置,并随着国家干预导致市场承担社会一体化的现实。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被视为社会分化整合的基础,但也受到自然法原则在道德可行性方面的质疑。危机输出与放大的政治效应需要从文化和动机角度进行追问,对哈氏的社会批判进行再批判,才能部分回答社会进步所提出的理论要求问题。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道德权利与行为主体：法律权利视角下的微博实名

借由韩国网络实名制的经验,我国微博实名制的实践导向微博实名权的生长结果。网站权力与社会公民个体权利的交互关系,牵涉出可能性利益的穿插交错和多方圈层的信息流动问题。这些均基于对实名制真正含义的理解,即“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管理制度。微博实名权的相关法律技术实践,也应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借助国家立法工作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维护和支撑来完成,同时,由言论内容管理技术和用户行为管理技术两个方面延伸微博主体的权利。     

责任行政与要素分析:论中国行政伦理的构建

正在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特里·L·库珀(Terry L.Cooper)的行政伦理观具备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其著作《行政伦理手册》集中阐发了公共行政中的伦理思想,核心在于确立一种负责任的行政伦理模式,即责任行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涉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而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较强的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均需要公务人员坚持职业操守、积极、敬业和清廉。当前在公务人员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如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尽管已经实施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没有达到遏制不良趋势的效果。     

非常规权力组织与角色交叉：四清运动动员主体的权力困境分析

规范性的制度文本与政治过程的实际情境常常存有差异。在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中，社队干部、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协会是不同的动员主体。后两者作为非常规权力组织，于行为模式中累积一定的动员资源和利益诱导、宣传教育、组织控制及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然而，工作队和贫协终难遮掩其“角色暂时性转换”的发展性质，并于政治动员的权力互动中显露出实际运作的困境。     

欧亚战略与国家治理:俄罗斯的经验

国家治理的发展,要求普京政府将各领域的有效管理同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以此为基础的俄罗斯欧亚战略经过了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海关联盟的反复培育,最终通过欧亚经济联盟、身份认同等内容得到具体体现。面对地缘政治生态的一系列变化,俄罗斯希望通过巩固后苏联空间,促进与独联体国家在人文领域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共进。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战略的经济载体,而国家定位和软实力则是欧亚战略的文化载体。俄罗斯的经验优势在于以动态发展的角色支持特定的传统价值,履行现代国家需要承担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等多重职能。     

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在渐进改革阶段的主要产物,"普京主义"适时应对了叶利钦末期上演的经济转型危机与社会转型危机,逐步建构起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政治能力有所增强,同时致力于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秩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转型目标。借助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固有争论,化解俄罗斯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之后,"普京主义"继续折射出多种国家治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处于渐进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必须寻求一种基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均衡。     

日本TPP决策动因及日美谈判现状评估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从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多次围绕农业与汽车市场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议题展开会谈。双方的政治决策和立场主要基于对国家自主性、经济交流和同盟关系等问题的审视与考量。日本TPP决策从具体产业的宣传引导发展到愈来愈顾及本国基础制度安排,美国视推动TPP协定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由此使双边谈判经历了反复的博弈和协商。通过两国政府高层在2015年初的表态,可看出日美双方在达成谈判协定方面的积极愿望和外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