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之但书

个人或团体在行使宗教自由权时有权利但书，不行使该权利时则没有权利但书。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但书的形式不论是是总但书还是小但书，其具体内容都主要体现在有关法律或判例或惯例中。个人在行使宗教自由权时，不得违反民法、刑法、治安法、财产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即可，一般无须特剐限制；有关宗教的专门立法大多是针对宗教团体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国家限制权利应符合均衡原则，一般不宜以暴力（尤其是军事暴力）对付宗教。     

西班牙宗教事务及其法律治理问题研究

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进入现代之后,西班牙通过宪法和宗教自由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平等保护原则,逐步形成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经历了兼有成功与挫败的法律实践。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政府与宗教团体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对宗教组织实行登记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以及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等,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的宗教法律治理模式。     

论军事权的法律规制

在现代法治社会,为防止军事权侵犯到国家其它权力领域和私权领域,军事权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基于国家权力配置的视角,应当在宪政架构下区分平时军事权和战时军事权,保证最高军事权归属的集中统一,避免由同一权力机关单独行使不同内容的军事权,确立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基于公民权利保障的视角,军事权对公民权利的限制需实行宪法保留和法律保留,且应遵守比例原则;平时军事权和战争决定权特别应当受到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人权法、武装冲突法和其他国际法的规制。     

宗教信仰自由界限的合理构造——基于多国宪法文本的分析

宗教信仰在历史上经历过从禁锢到自由,然后发生自由异化,再到相对自由(限制)的变迁过程。鉴于目前我国宗教领域的规范状况,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限制规定存在合法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宪法文本,通常以国家法律、公序良俗、公共利益、政治因素等原则性事项确定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其正当性来源于保障权利、维护秩序、规范行为的法治理念,并在近代宪政发展历程中为诸多国家所继受。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界限的合理构造,应当消解政治属性,确立法律保留,理顺政教关系,细化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     

试论我国宪法之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善

法律保留制度,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律对法律保留制度的继受比较片面。我国宪法应当明确基本权利本质（核心）不受侵害的理念,对法律保留的范围、程序、目的等作细化规定,从而确保基本权利的存在,防止法律保留原则的滥用将基本权利虚化。     

记者跟拍与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学分析

现实生活中记者跟拍别人导致侵犯别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记者跟拍是行使表达自由或劳动权,满足大众知情权的体现,另一方面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跟拍记者的表达自由或劳动权应受到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必须遵守形式的法律保留原则与实质的比例原则。我国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并未给记者跟拍进行直接规定,但从其精神可以得知记者跟拍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记者跟拍必须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如此方可平衡相互冲突之权利要求,符合法治的本意。     

论宪法对基本权利之限制的逻辑

我国宪法在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洋溢表达与热情拥护,也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肯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一项终极义务之所在,法治就意味着国家极力保障公民权利。然而,众所周知,权利的行使是有其界限的。因此,各国宪法在规定人民享有基本权利的同时,又对公民基本权利行使做出了相应的限制。就其宪法限制公民之基本权利而言,法律保留原则对于保障基本权利显得尤为重要,事物之内在本质在限制基本权利方面的考量也不容忽视,比例原则作为对限制的限制的审查标准对基本权利之保障起到了画龙点睛之笔。     

刑法第300条邪教犯罪的立法证成和司法认定

不论是基于反邪教立法传统,还是当前邪教治理的客观需要,我国都有制定并保留刑法第300条反邪教法律条文的必要。为了避免出现预防性立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的认定应当遵守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准确把握犯罪适用条件,严格区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和单纯的信仰邪教行为,避免将信仰自由犯罪化,规范和保护新兴宗教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

等同原则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等同原则规定得比较少，给专利侵权判定工作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为界限，应当摈弃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并且要运用申请历史禁止反悔原则和已有技术抗辩原则进行适当限制。     

美国宗教自由实践条款的范围和限制问题研究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了宗教自由实践条款。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确定着该条款的范围和限制,采用的标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宗教信仰与行为的两分到承认对宗教信徒法律义务的一般豁免,再到否认一般的豁免,仅承认有限的例外。美国最高法院标准的变化反映了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建立国教条款和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存在内在的冲突。美国宗教状况的复杂性更加剧了此种冲突。通过对自由实践条款和建立国教条款进行弱的解释,美国最高法院平衡了公共利益与宗教价值。美国最高法院对宗教条款的解释从一个切面反映了美国宗教与法律的复杂关系。与美国相比,中国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非宗教性。     

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述——基于宪法及行政法律规范文本的分析

行政法学者多是依据标准来确定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但该研究进路存在着标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域外经验表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具有规范依据。考察我国宪法及行政法律规范,从文本出发来构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能够称其为基本原则的只有依法行政原则。从依法行政原则中能够演绎出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程序法定原则。     

试论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私法根本价值之意思自治从过去的绝对自由走到了今天的相对限制,这一过程的变化实际上是自由与正义较量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正当性的要求。以社会正当性的角度出发,来阐释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总则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问题,并从权利主体、权利变动、权利客体和权利的行使四个方面分别给予了具体的阐述,以此来揭示意思自治原则之所以受到限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

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检察权的组成部分,不但有现行宪法的依据,而且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益探索。应当修改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行政执法监督权规定进去。这是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行政执法监督应当坚持特殊监督、事前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在监督的对象上,应当限于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程序的行为以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监督的方式上,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审查权、发挥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监督作用、以及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监督之诉的权力。     

推进我国宗教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宗教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国是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国没有信仰宗教的公民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保障公民宗教自由方面面临着更为特殊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困境,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法制建议,以全面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被遗忘的权利与被放纵的权力——对我国特殊侦查行为的理论解读与法律规制

特殊侦查行为需要法律的规制。我国现行特殊的侦查取证行为存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法律规制弱化的特点。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改革我国现行侦查机制，必须从我国侦查体制入手，改变无律师参与、无诉讼形态的现状，并相应地引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论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和延伸，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已被各国国际私法所接受，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文章从保护弱者利益原则的法理学基础入手，分析在具体的国际私法制度中，公共秩序保留、干涉性规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在弱者利益保护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种类及评价

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它直接体现着国家赔偿的立法政策 ,反映了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 ,对归责原则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国家赔偿法学的基础理论课题。世界各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可归纳为三种 :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违法原则 ,这三种归责原则各具优缺点。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确立科学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