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力量的建构与推动,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体即公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法律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法治秩序内在地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自由与平等、弘扬法律至上的精神。而公民的法律参与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推进这几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是现代法治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要素在行政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四个方面的价值要素和具体尺度:(1)以人为本和人权保障。政府是否能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权利,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保障公民的人格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政府法治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价值尺度。(2)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实现对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和平衡,实现社会资源和利益配置中的正义。(3)政府自律…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法治与德治：是互助更是共行

一、法治和德治的内涵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即…     

浅谈公务员法的法治精神

同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相比,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在公务员制度中得到有效体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依法管理的法律精神。二是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并重的法律精神。三是公平与正义的法律精神。然而,真正实现公务员法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就必须走公务员管理法治化之路,实现公务员法律精神更重要地是需要观念转型。即树立"法律优先"的观念、"平等"的法律观念、"人权"观念、权责一致观念。     

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传统中国虽然有"法治"概念,却没有西方视法律为至尊,并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一元性的权力结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具有典型的"反法治"色彩。因此,只有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多元性来打破帝制时代的一元性权力结构,并限制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法律领域的适用,使法律具有"自治性",才可能构建中国现代的法治理念。     

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律师的执业宗旨

法治建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正确地执行法律；包括各级国家机关自觉地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包括全体公民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精神、守法意识。律师作为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国家视域下培育法律信仰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法治国家的视角,提出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基础,法律实施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关键,法治文化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内生动力,以期促进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确立,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精神动力。     

和谐,从法治走向民主——公民民主气质的培育

民主是现代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本文通过分析公民独立的民主人格、公民社会的妥协意识、公民社会宽容理性以及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的基础,作者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现代社会的妥协宽容精神、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表达愿望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和价值上,必须在法治的层面上寻求坚实的基础,公民的个人和群体的民主气质才能得到生成和发展,只有法治才是公民民主气质生长的肥沃土壤。     

相对贫困治理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逻辑与权利构建

我国已经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差距，缓解相对贫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均等化是我国迈向社会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平等发展权的内在要求。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法治阙如的困境，可探索构建公民共享权，并以服务型政府的给付义务为支撑。在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需制定专门的均等化法律，对相关社会性法律进行系统性调整，形成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的法治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儒学,两千年后的法治光辉——刍议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法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居于核心地位,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追求,其目的正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本土文化中的经典儒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以探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的意义,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儒学也得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内涵。     

和谐，从法治走向民主——公民民主气质的培育

民主是现代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本文通过分析公民独立的民主人格、公民社会的妥协意识、公民社会宽容理性以及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的基础，作者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现代社会的妥协宽容精神、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表达愿望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和价值上，必须在法治的层面上寻求坚实的基础，公民的个人和群体的民主气质才能得到生成和发展，只有法治才是公民民主气质生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和谐社会法治精神的发掘与锻造——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与整合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和矛盾,指出现代中国虽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的场景与古代已经截然不同,但儒家的人本思想、以礼入法、和谐思想、慎刑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值得发掘和继承的重要法治源泉。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论公民意识的法治价值

公民意识是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反映,是公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独立人格和理想批判精神的综合反映。本文认为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     

信用、法治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信用是行为期待可能性的外在公共性评价信息,起到社会交往理性化的功能。它与法治的结合,走出了传统剩余物偶然交换的自然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市场发展的制度基础。回溯西欧商业革命兴起的历史,商人法的统一规则与执行保证了交易本身的信用,而以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商业技术创新,创设了新的法律关系,最终带来了行为模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二者的结合稳定了交易预期、扩大了市场范围、提升了融资能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信用法律关系和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也有利于走出中国传统的关系信任,建构普遍信任。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非人格化"治理方式,逐步塑造平等而非差序的现代社会关系。     

拯救法治——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初探

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法治建设要求把法律付诸实施,这会暴露出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法律信仰的危机,反而不利于法治建设。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因而法律方法是对法治的拯救。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既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又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的矛盾,并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增进司法的功能。     

法治建设中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构思

当代中国在法治建设中面临法律文化冲突问题,主要表现在观念性法律文化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二元分化。在法治建设下对法律文化进行构建必须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强化法律文化的内化作用,同时加强制度化建设和观念性建设,构建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