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已具雏形,但处于"粗放"状态,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应急反应结构单一,"条条"与"块块"分割,难以形成整体的协同效应。要打破各地为阵、自成体系的格局,既强化危机时中央政府的统一决断权,又保证平时组织机构正常的分权运作,同时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应对,就必须创新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为此,本文根据协同学的科学原理,尝试性地提出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概念,揭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特征、结构与层次,探究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的路径。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时期,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应对危机,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第三部门、媒体、企业和公民多元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框架是必然趋势。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成了公众心中两大权威,参照协同治理理论,从理念、实践和法制三个维度构建政府与媒体协同治理关系,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治理。     

冲突与合作:长江经济带跨界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与对策

随着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长江经济带各地区诸多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高危性的独特本质,不仅易于引发和放大其社会负面效应,也加剧了长江经济带区域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脆弱性。想要实现跨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善治,就需要以文化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力培育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生态文化,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共担、生态环境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利益协同机制,建立并完善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的多元共治框架,以此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认知、利益博弈和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挑战。     

日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当今社会中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较之以往,当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有着适应性不足的困境,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我国对于协同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应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日本是现代型发达国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危机治理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本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案例,仔细分析与研究了日本在公共危机下各方协同治理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总结概括了对我国协同治理的一些启示,希望能对我国危机治理提供参考。     

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结构与制度保障研究

公共危机多主体协同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个参与主体的权责分配问题。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治理体系的关键,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媒体、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之间的协作需要通过相关的机制规范。本文在公共危机多主体参与的结构分析基础上,揭示我们目前公共危机治理中多主体协作的现状与不足,并从法律制度环境、组织体系优化、权责规范、资源保障以及信息技术保障等方面构建公共危机多主体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     

公共治理理念视角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安徽为例

安徽农村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存在许多爆发公共危机的隐患。在公共治理理念的视角下,以安徽为例,从治理主体、治理进程和治理内容三个方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通过预警、应急、责任和激励等系列机制的理论阐述,力图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消弭和化解农村公共危机在我国农村所造成的影响提供借鉴和指导。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探讨——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念,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延续。实现广西的"两个建成"要求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在"以合作促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良性的、高效的政府合作机制迫在眉睫。阐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寻找该理论与政府合作机制构建的耦合点,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合作的现状,有利于提出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扩宽合作平台、实现网络一体化等的对策建议。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本文提出了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针对中国政府传统应对危机的社会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管控的机械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组织体制、被动撞击式和事后救火式的应急机制以及缺乏长效的政府-企业-社会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应急的公共行动网络,指出中国在公共危机方面的应急管理亟待特别设立专门法律程序。并结合我国将进入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全面转轨的新契机,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重点发展战略,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缘起及治理特征

区域公共管理是以区域公共问题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跨界治理的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区域公共管理的兴起源于区域公共问题的＂跨界性＂而单个的行政区政府由于权力行使的＂边界＂制约性而无法对区域公共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应运而生。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权力来源于各自具有一定地域行政管理权的地方政府,区域政府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本质要义。从区域公共管理治理的角度分析,区域公共管理具有跨界治理、合作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特征。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码上通行”缘何困难重重？——非对称关系下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以大数据技术作为重要依托的健康码系统跨域协作被非对称的异质性治理环境所解构,使“码上通行”落空而造成“有码难行”。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对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的“结构-过程-结果”梳理后发现,事务性驱动力、领域性驱动力和区域性驱动力是三地健康码互认协作的主要驱动因素,交易成本以及合作风险是各方选择协作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左右协作进程并引发其间“木桶效应”的显现,非对称关系下跨域协作能否实质开展的关键要素则在于各方对于协作净收益的判断。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应急协同中数字治理协作的开展,需要摒弃理想主义的非对称关系思维,在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一种能够积极回应、灵活应对各种跨域公共危机的功能性应急协作关系。     

公共服务跨界合作:碎片化服务的整合

现代社会日益动态化、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公共需求迫切要求政府部门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提高服务品质和回应性。公共服务的跨界合作通过部门间协同构建多样化服务供给框架,将碎片化的服务整合到连续统一体之中;通过权力共享构建竞争性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动态的公共服务传输机制寻求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成功案例佐证了这种以完备的框架结构、共享的组织关系和弹性的传输机制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跨界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备选机制之一。     

“和合”哲学视角下的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污染问题,在流域治理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难以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缺乏有效的合作体制等问题,以致跨界环境污染问题难以解决。把"和合"哲学思想运用到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流域合作治理中,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和合",从而有利于跨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     

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公共危机事关公众权益和国家的和谐稳定,既要求政府全力以赴处置危机事件,同时也需要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的参与和合作。当前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多数是政府主导,公众及其它参与较少,公众及社会组织多是充当“评判员”或“观察员”的角色。这样,不但无助于危机治理,甚至还会影响政府危机治理效果。因此,要顺应危机治理的趋势,激发公众及其它社会组织的热情,促进协同治理,使危机治理达到各方联动。     

"和合"哲学视角下的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污染问题,在流域治理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难以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缺乏有效的合作体制等问题,以致跨界环境污染问题难以解决.把"和合"哲学思想运用到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流域合作治理中,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和合".从而有利于跨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