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乡村治理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融于国家治理的大体系中,又要维系乡村现有秩序,保持乡村社会的独特性。面对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基层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变弱、礼治与法治冲突、乡村发展缓慢等,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治与善治,促使礼治与法治的共生融合,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繁荣美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需关注其道德内涵——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礼法合治”思想的启示

就社会治理文明历史传承而言,西方法治文明大厦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之上,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样式。而华夏文明之"礼治"传统及其伦理哲学在历史上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及文化特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治理文明呈现出重于"德"而轻于"法"的制度及文化表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文化融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特别是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重视"礼法合治"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建设的相互作用研究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蕴含着我国法治建设宝贵的本土资源,是构筑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传统法律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深深地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这些传统观念、传统态度、传统行为对我国法治建设各方面产生着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深入思考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建设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发挥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考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有联系有区别,法治文化以法律文化为基础,是一种现代理性的法律文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实法治措施,这将在制度层面、机构和平台、观念和理念、活动和行为等四个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历史上比较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法治实践中培育和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     

“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

实现乡村善治需要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包含自律与他律两条原则,是法律与道德规则双重约束下的弹性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互构为一个"三治"结合的"箱式治理"结构。在这其中,法律边界与道德边界规定了有效治理的空间,突破两者的边界为"违法"或"违德"的无效治理。自治在法治与德治所约束的范围内上下位移,形成不同的治理类型。在偏向德治的一方为"德主法辅型自治",偏向法治的一方为"法主德辅型自治",居中为典型的"德法均衡型自治",是最优型治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追求有效治理,应区分失效治理、低效治理与高效治理,赋予乡村善治一定的弹性空间,既要以法治与德治方式促进自治,又要在自治活动中培育深化人们的法治精神与德治观念。     

山西省法制文化地图

正全面推进依法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文化是以法治思想理念、理论观点、制度规范、政治社会治理方式等构成的特殊文化样式。山西是中国法治文化发源之地。战国时期李悝创制的《法经》,荀子以"引法入礼、礼法统一"的法治思想,深刻阐述国家和法律起源的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

文章试图探讨中国乡村转型时期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遭遇下所承受的困境；中国乡村特有的内心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的特有品格，在应对西方理性主义框架主导下的“法治”中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和困境；法律、伦理和习俗这些复杂因素之间互动所带来的矛盾和）中突，并试图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带来的危机，以期能正视这一困境，并在理论和现实实践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     

党刊视点

建构西部村庄治理中的"法治"机制我国西部因为特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社会人文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凝重、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薄弱,形成了西部乡村治理场     

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正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这一要求表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追求和理性升华,既包括国家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法治价值、法治思想、法治理论等精神文明成果,又涵纳宪法等制度     

我国乡村治理的趋势、问题及其破解路径

我国乡村治理是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与治理理论相结合过程中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乡村治理大致上沿着治理手段由礼治向法治转变、治理结构由双轨向多元迈进、治理途径由阶级到社区转变的脉络发展。要顺应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需要解决好目前农村改革普遍面临的发展定位模糊、乡镇治理能力弱化、精英式治理的缺陷、资本加剧外流等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及时进行思路调整和创新,进一步明确农村发展定位、重塑基层治理能力、强化组织和制度建设,健全资本回流机制,以促进乡村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     

政治生态的历史演进:从以法治民到依法治权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古国,在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中,找不到法治的土壤,有君权而无民权,有臣民而无公民,有人治而无法治。在历史演进中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国家释权与社会增权的过程。依法治权的本质是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治权的治理理念是法治,依法治权的核心要义是监督和制约权力。从以法治民到依法治权,要注重把传统民本思想转换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去除传统"法治"文化的糟粕,培育现代法治精神,汲取传统"礼治"精华,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同时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包括内生逻辑、外生逻辑和结构逻辑三重向度。然而,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法治资源和法律人才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以规制权力、保障权利、培塑理念为核心,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等方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西周直至清末经历数千年的法律实践活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形成了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法律文化体系。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积极可取的因素吸收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为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内蒙古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新实践

以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内蒙古"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为背景,提出内蒙古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实践要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及建设平安乡村五个方面渐次展开。发展协商民主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整合回应群众利益诉求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培育具有现代治理精神的参与型农民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根本。     

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治文化建设有赖于道德的支撑作用,因为法治文化的生成需要理性与道德的契合,而法治治理中的局限性也需要道德治理加以弥补。道德对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培养以及法治文化的认同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对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道德法律化,培育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情感基础;其次是通过提升法律适用者的道德素养,提升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认同;第三则是通过道德的宣传提升民众的守法意识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韩非子统治论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与贡献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法治,从思想史上来看,他是继孔、孟的"德治"与荀子的"礼治"思想之后提出的法治思想.他认为儒家的"德治"或"礼治"政治思想不能治理当时战国时期社会的混乱现象,而他自己确信只有强力的法治统治才是有效的.事实上,后来他的法治思想被秦国接受并成为治国的理论,帮助秦始皇平定了天下大乱而完成了统一.因此,韩非子的统治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也影响了秦以后的中国的政治思想,并且他理论的失败从当今也能看到许多启示.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在诸子百家的思想当中,可以算作是最富有实用性的统治论.     

民法典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律保障

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坚持法治为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