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体系多元化及惩罚体系变革的思考——以日本《轻犯罪法》为视角

日本《轻犯罪法》仅有4条,共规定了对33种轻犯罪行为的处罚。该法规定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十分微弱,有些条文内容更似规制公民道德。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在处罚行为范围上,《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范围远远大于《轻犯罪法》;从处罚力度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略重于《轻犯罪法》;从法律包含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容远远多于《轻犯罪法》。多元化的刑法体系有优点也有缺点,总体来看,我国刑法体系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与此同时,我国惩罚体系应从目前的"刑法典+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的结构向"行政处罚(含治安管理处罚)+轻犯罪法+刑法典(重罪刑法)"的结构进行变革。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

立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融合,探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治安处罚体系的构建与刑罚模式的借鉴;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与犯罪行为的对接;复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裁量处罚与罪数形态理论的移植。旨在提出具有实用性的执法建议。     

论警察治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目标及其实现

治安管理处罚法律监督是指法律赋予监督主体依法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行为实行监察、督促、检查和纠正的活动,属于警察执法监督范畴。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审议过程中,立法者将执法监督写进《治安管理处罚法》,成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修订的一大亮点。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法无明文规定、没有上位法根据、举重以明轻、人权保护和尊重行为地国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会导致相关刑事案件侦破困难、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多发、同样的违法行为不能同样对待和对违法行为地扩大解释牵强等问题。《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双重优先性、尊重受害人意志和对"举重以明轻"的正确理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有域外效力的根据。通过增加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是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全面衔接和公安部解释等途径,可以具体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实行就已经建立,至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发布,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已较完善。在我国,历史上就创制了独立的违警罚制度,分析研究其起源和演变,为我们把握新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实质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     

被劳教行为该向何处去——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为中心

劳动教养虽然事实上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外的第三种处罚措施,但违宪性决定了它不能分裂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与《刑法》第13条的规定实现了二者的贯通,架构了"二元制裁体系","处罚衔接漏洞"是个伪命题。因此,原"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要么只能被转入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处罚范围,要么只能移出法律处罚圈;刑法上的入罪门槛不因劳教被废而降低,禁止将被劳教行为分流入刑事处罚。现存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与劳动教养没有本质区别,劳教被废止后,这两个警察保安处分措施应当被禁止适用。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力的规制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表决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所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张,并相应加重了处罚力度,这意味着公安机关裁决和执行治安管理处罚的警察权力的实质扩张。为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以限定治安管理处罚的条件、严格规范治安管理处罚裁决、执行的程序和加强执法监督的方式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警察权力进行了必要的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变处罚为强制的反思——以没收变收缴为分析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辅一出台，就以其相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条列》的无比优越性而受到普遍关注和赞誉。但其仍有不少缺陷，治安处罚法变处罚手段没收为强制手段收缴就存在很大问题，其变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备受质疑。收缴替代没收既不利于对人权的保护，又违背保持法的稳定性、统一性和严肃性要求，且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檀改，是对合法性的不法或伤害。     

论治安管理处罚中“社会服务罚”的增设

"教育与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的重要原则,要实现"教育与处罚"的有机结合,就应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设"社会服务罚",通过法律解释来界定服务的内容;公安部制定《公安机关实施"社会服务罚"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内部加强信息共享以完善相应配套制度,从而构建良好的法律秩序。     

全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公安实践部门及各公安高等院校的近50位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并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则、处罚的种类和适用、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处罚程序、执法监督等5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治安学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与交流。     

论合同"有效"与"生效"的界分

合同"成立、生效"的两分法遗漏了"合同有效"的独立层态,因此也造成了某些具体合同制度中的矛盾难题。合同的"有效"和"生效"相互独立、不能等同,不能相互包容、吸收或替代。"有效"是指合同符合合法法律行为的三要件,它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生效"是指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的层态,属于事实判断。已经"有效"的合同不一定已经"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例子,此外,已经"生效"的合同不一定"有效",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是为其例。     

西部大开发中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西部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产生有关问题的分析 ,预测可能出现的职务犯罪类型 ,其中包括投标招商过程中、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贪污、挪用款项、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 ,移民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保护伞”类的职务犯罪等。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犯罪现场和现场勘查中的理论和法律问题探讨

研究犯罪现场的定义,既是进一步深化侦查学研究的必要,同时对指导侦查实践也有实际意义。对犯罪现场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犯罪现场,为勘查服务。对犯罪现场的勘查既是侦查人员的权利,也是侦查人员的义务。     

法治层次观照下的法律语言发展完善

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法律语言的完善程度是法律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有层次的，法律语言必须具有多种特征才能与之相适应。法律语言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立法语言应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尽量简明、平实；司法文书写作风格要多样化并增强其内容的说理性；法制宣传要关注民众需求，注重宣传的实效。这是法治层次论对法律语言发展完善的客观要求。     

对唯物辩证法实质问题的思考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这一观点是通用教材所持观点，但学术界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对事物的解释及其程度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内容，但离辩证法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地解释水平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在更深层次上全面、综合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整个过程以及结果，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更符合辩证法的本性。     

布哈林多样化思想的内涵

布哈林多样化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布哈林,必须研究布哈林多样化思想,布哈林多样化思想应当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帝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形式,形成不同的“民族类型”;二是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必将有自己的特点;三是世界革命的过程呈现了不同的“多样化”特征。三者密不可分、辩证联系,共同构成布哈林多样化思想的内涵。     

论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

刑事诉讼证明具有复杂的结构 ,存在多主体、多层次。因而 ,其证明责任也应是严格加以区分的 ,可分为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说明责任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在明确了刑事诉讼所有参与主体在证明活动中的责任的基础上 ,构造出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理论     

非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套解决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自由主义是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其在刑事政策领域具体化为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谦抑主义,指导、制约着非犯罪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刑事证明中的责任结构

刑事证明应由一定要件构成,因而形成证明结构。在诉讼中证明的责任一般是有所划分的,这也就提出了证明责任结构问题。我国证明责任结构存在一定问题,必须创建科学的结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