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城市绿色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决策困境与路径突破

推进城市绿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绿色治理的政策供给者,其决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绿色治理质量的优劣。新时代下,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面临着核心价值理念游离、信息技术效果不彰、公民参与效度不高、协调合作能力不强、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等困境。为此,地方政府需从树立正确决策观念、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有效破解难题,让城市绿色治理真正有效运转起来。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设施选址困境的治理路径——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为例

近几年,我国邻避设施选址陷入社会需求和公众反对的困境,根源在于多元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常用的"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邻避设施选址困境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和尊重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为解决邻避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正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念,杭州市政府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开放协商的决策机制、平等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和理性包容的互动机制,从而使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走出选址困境并得以在原址重建。这为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困境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子系统的完善,更是城市繁荣、地区发展的战略性建构。南京作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在"两个率先"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较早开始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效。进一步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要搭建"一核多元"的市域治理体系;压缩层级,服务前移,建立平台化服务体系;组建基层治理委员会,优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依法治市理念,把城市管理引上法治执道;多种方法并用,注重采取市场手段和"软法"。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作用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优势作用。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凝聚共识、荟萃人才、联系广泛、维护稳定等独特优势。统一战线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国家治理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当前,统一战线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作用于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健全统一战线融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完善统一战线适于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创新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升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客观逻辑,是应对新时代社会矛盾风险的路径选择,是新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基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与问题分析,杭州市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推进"城市大脑"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提出了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全面实施"六和工程",提升"六大能力"的框架思路,并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明确了找准定位、准确把握三对关系,健全机制、"三化"牵引强力推进,系统推进、四个层面重点突破等关键节点。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化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变迁体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的逻辑主线。政府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现行的政府治理边界、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等作出调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既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从中央到地方、从试验到运行、从管理到治理，形成了数字政府规划逐步出台、数据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依托企业实施管运分离的发展格局。但是，当前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依旧面临着建设内容供需匹配难、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专业技术人才保供难、信息孤岛现象较严重等一系列挑战。未来，要从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运用数据治理推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为数字政府治理注入新动能。     

美丽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回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建设美丽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目标的一致性,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进路中必然蕴含着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理性。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目标。因此,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路径选择中,一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二要大力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三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包容性治理:邻避冲突治理优化的新视角

邻避冲突作为一个国际性难题,对社会善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模式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包容性治理以平等、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为邻避冲突治理优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在包容性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深入研究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政府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探讨邻避冲突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邻避困境的有效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理念提出,但倘若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领导保证;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战线作为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实现政治的有效引领,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新兴社会力量的吸纳引导。统一战线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兼顾各方利益的工作机制,提升统战成员运用统一战线的能力。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和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纲领、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是执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表现为执政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的现代化。这要求执政党,一方面在自身建设上,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处理好党政、党群和党法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