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上诉审程序探析

共同犯罪上诉审程序设计就其基础而言可参考单人犯罪案件上诉审程序规则,但也有其特殊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操作规则。首先应依有利被告人理念确立平衡刑事责任的基本规则,主要包括部分被告人上诉则全案判决不生效、上诉利益同案被告人共享、对部分被告人抗诉引起的量刑变化不应打破主从犯认定体系以及案件事实认定争议的上诉区别对待等。其次应关注其具体程序操作规则,主要包括不上诉被告人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合理安排上诉人发言顺序、共同上诉人撤诉和上诉期间防止共同犯罪被告人超期羁押等。此外,共同犯罪上诉审程序未来应当随着上诉审程序正当化而调整。     

论我国被告人翻供的程序审查

面对被告人翻供,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主要是从讯问的主体、方式、制作程序、有无刑讯逼供等方面,对被告人的口供进行程序审查。然而,被告人翻供的情形和理由复杂多样,现有规范要么属于立法空白,要么属于指导性或宣示性规范,既缺少明确的操作指引规则,又缺少违反这些规则的法律后果。为此,有必要从讯问主体和方式、讯问笔录制作程序、司法机关有无非法取证行为、如何对待重复性供述及事后救济程序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完善。     

被告人翻供案件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庭审阶段被告人翻供现象十分普遍,被告人翻供后的程序规则和庭前供述的证据能力是翻供案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两个问题的规定却很不完善。我国应当建立处理证据可采性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在现有的合法的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弹劾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合法的庭前供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的独立证据。     

论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的范围——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环节往往被人忽视,其陈述的范围也无人问津,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立法的认识误区;被告人、被害人的陈述不仅应当包括犯罪事实问题,还应当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可以运用程序正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明确法律的规定,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采取针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法律帮助,还需要规范法官的用语和行为。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排除规则的思考与构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一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随着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对供述证据能力的限制成为必要。本文对供述排除规则的四种不同理论学说作一述评,进而对我国有关供述排除规则的方法规定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完善的构想。     

被告人口供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可否定案“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口供使用规则除了适用于单一被告案件外,是否还适用于共同犯罪案件?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在交代自己罪行的同时,检举揭发同案被告人的共同犯罪事实,仍然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一部分,不能看作证人证言;第二种意见认为,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实际上他也是就自     

行政诉讼起诉规则理论述评

作为行政诉讼程序的起始阶段,起诉对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确立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开展具有基础性意义,因而其遵循一定的规则显得很有必要．从行政诉讼起诉的一般规则、程序规则、时间规则、形式规则等方面对我国大陆学界关于行政诉讼起诉规则的主要内容进行理论述评．学界应当深入研究行政诉讼起诉规则的细微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也要注意将起诉规则放至行政诉讼程序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思考与设计．     

分案起诉制度的实体与程序规制——基于上海市b区基层检察院适用分案起诉的实践

司法机关适用分案起诉制度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司法解释没有对不当分案起诉的程序救济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有必要明确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可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直接作为并案起诉的理由。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当分案起诉具有审查和决定程序的权力;被告人在获得程序告知的基础上,对不当分案审理享有申请救济的权利。被告人在审前作出的程序选择具有一定的诉讼效力。     

论监察体制改革中证据能力适用的三个层面

我国对监察调查材料的证据能力的审查,存在着规范密度较低、实务适用趋于保守的问题,蕴含着冤案的风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可通过法释义学开拓其理论适用的空间。证据能力规范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应侧重于关联性规则、传闻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个层面。关联性规则的实践应注意禁止习性推论原则和验真法则的应用,避免使用被告人品格污点和虚假的证据替代品来认定职务犯罪。在监察案件的审理中,应遵守传闻禁止的原则,促使证人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为兼顾审理效率,应同时尊重传闻例外规则的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注意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在非法取证的调查启动和判断上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断,言辞证据的强制排除应侧重于陈述自愿性的审查,以保障被调查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实物证据的裁量排除应侧重于阻吓违法侦查的效果考察,其裁量路径可遵照"三步判断模式"。     

量刑证据的界定与调查初探

我国正在进行量刑程序改革，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是重点之一；量刑证据可以根据所证明的事实和作用不同被区分为纯粹的量刑证据与定罪量刑混合证据。这种区分能够适应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设置要求，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纯粹的量刑证据应当在量刑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而定罪量刑混合证据则应当在定罪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量刑证据的举证由控辩双方各自进行，对方可以提出异议，但由法官裁断。法官也可以不经对方提出异议而主动裁断；最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衔接问题可以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一分为二，灵活处理。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与规则设计探讨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免除或是分配举证责任、破解证明困难而造成的诉讼僵局。刑事推定具有"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事实"的特定结构,其成立的条件是基础事实必须查证属实,法官所据以推定的常态联系必须可靠,推定结论不被推翻。刑事推定应在遵守基础事实与常态联系可靠性原则、谨慎适用原则、直接推定原则、允许反驳规则等推定一般原则外,还应体现有利被告人推定可普遍使用原则以及不利被告人的推定限制使用规则两个特有原则。刑事推定核心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不利被告人的推定的法律规制问题,主要是严格限制不利被告人推定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的确定应规范、合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讯问策略

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获得的证据种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及通过该口供获得的物证、书证。2010年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既要重视口供又不搞刑讯逼供,不搞口供至上;既要探求实体公正更要重视程序公正;既要注重办案的效率更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为此,文章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不规范讯问方法,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公安办案讯问的一些方法,旨在使公安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从＂硬审讯法＂转变到＂软审讯法＂。这种＂软讯问法＂包括讯问中的语言策略和非语言策略。同时,为了保障这种讯问方法的实施,应当设立一定的监督机制。     

刑事诉讼规则在反贪工作中的理解与适用

此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修订的大量内容涉及反贪工作,主要包括案件管辖、辩护与代理、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初查和立案、侦查、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广大反贪干警必须深入学习理解、熟练掌握,并在执法办案中严格贯彻执行.     

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论刑事侦查告知程序——“米兰达规则”功能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权利大宪章"一直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目标之间不断的寻求平衡,试图找到最佳结合点。现代刑事诉讼追诉方和被追诉方的控辩平等是实现两大目标平衡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只有双方"信息对称"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对抗,这就要求追诉方履行告知义务,被追诉方行使知情权。侦查程序被认为是最易侵害人权的阶段,因此各国都在此阶段规定了详尽的告知程序,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同样规定了相关程序,但是我国告知程序中的不足和问题明显值得剖析和探讨,对此提出相关建议,进而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告知程序。     

论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性质

本文讨论了共同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性质。     

刑事沉默权规则的立法构想──兼论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完善

刑事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当前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借鉴国外关于 刑事沉默权的经验，反思我国立法与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现状，在建构刑事沉默权规则的过 程中，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完善刑事诉讼法第９３条，设置刑事沉默权配套性程序规 定。     

口供的证明效力与补强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具有真实性、自愿性.口供可划分为庭外供述和庭上供述,就审判阶段而言,庭外供述必须转化为庭上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即使同案被告人口供一致,仍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刑事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部分被告人上诉引发的共同犯罪二审案件中,二审法院既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也要针对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的犯罪部分进行审理。同时,部分案件中,一些未提出上诉、未被抗诉、未被上诉人上诉的共同被告人亦有参与刑事二审并行使诉讼权利的需求。然而,涉及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存在着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不知悉,二审书面审理时原审被告人缺少表达意见的途径,开庭审理时原审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受限以及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不明确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的知悉权,二审书面审理时应当将原审被告人纳入到讯问对象之中,开庭审理时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同时明确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方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原审被告人在刑事二审程序中的诉讼权利。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