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雇凶杀害讨薪农民工——对湖南湘乡讨薪农民工被杀案的调查

讨薪者为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穷追不舍”,欠薪者别有用心地恶意推拖,于是,有的讨薪者为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走上高楼、塔吊;也有了欠薪者有意躲避、甚至暴力对待讨薪者的违法行为。无论“恶意讨薪”与“恶意欠薪”孰因孰果,孰是孰非,这一社会现象带给我们的都将是心酸与震撼。     

“恶意欠薪”入罪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正>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全国人大将"欠薪罪"写入《刑法》,明确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恶意欠薪入罪"的议题,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的激辩。"恶意欠薪罪"可能写进《刑法》吗?它能有效防止恶意欠薪吗?首先,要看恶意欠薪是不是单纯的民事纠纷。民法专家     

对恶意欠薪入罪的法律思考

恶意欠薪入罪正当性的争论没有否定刑法介入在处理极端事件中的突出作用,但刑法对恶意欠薪的规制作用是有限的,有必要对介入范围做出限定。杜绝恶意欠薪现象和对劳动者的薪酬权利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济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刑法的介入只能在第一个层面上解决部分问题,不能因刑法的介入忽视对民事行政制度的完善。欠薪问题的整治是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合力。     

恶意欠薪入罪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已写入刑法修正草案，并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这是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议，引入恶意欠薪罪。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严重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设立“拖欠工资罪”有效打击和遏制恶意欠薪、欠薪逃匿行为

近年来，企业欠薪、欠薪逃匿现象不断发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蔓延，许多企业受到波及，企业亏损、倒闭现象愈来愈多，企业主恶意欠薪、欠薪逃匿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劳资纠纷大幅上升，严重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     

恶意欠薪入罪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正>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已写入刑法修正草案,并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这是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议,引入恶意欠薪罪。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严重破坏了诚     

“恶意欠薪”入罪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全国人大将“欠薪罪”写入《刑法》，明确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恶意欠薪入罪”的议题，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的激辩。     

2006年十大劳动争议案

深圳刑拘8名欠薪逃匿老板案情回放:1月1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举行打击恶意逃薪公开处理大会,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朗宣布8名欠薪逃匿单位法人代表被刑拘,8名头戴头罩的涉案人员被带上会堂。30家欠薪逃匿的用人单位被公开曝光。据悉,8人在2004和2005年间分别采用虚构事实、繁更改厂名、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欺骗手段,转移资产、关厂逃匿,恶意拖欠350余家供货商货款4100多万元,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余万元。     

上海市欠薪保障金制度：现状和前景

建立欠薪保障金是帮助劳动者解决因企业欠薪引起的临时性生活困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虽然一直在争议中前行,但上海欠薪保障金运行良好。自欠薪保障金建立以来,上海没有发生因欠薪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尽管不能从源头上避免欠薪问题的发生,但欠薪保障金是化解欠薪矛盾的有效法律手段。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上海欠薪保障金制度还有必要在设立独立的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处理好与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关系、工会参与以及立法权限等方面作进一步的考虑和改善。     

农民工顺利讨薪的四种法律手段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触及社会道德底线，也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农民工讨薪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如果采取措施不当，就有可能触犯了法律。眼下又将进入农民工欠薪案件的高发期，为引导广大农民工依法维权，笔者对近年来法院受理的农民工讨薪案件进行了调查，总结出了农民工顺利讨薪的四种法律手段，希望对农民工讨薪有所帮助。     

论行政前置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犯罪构成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将情节严重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立法旨在于通过这种严厉的刑罚措施,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肯定的是,欠薪入罪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报酬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关系尤其是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行政机关工作的不确定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的不稳定性,该立法并未能更好地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行政前置具有何种地位、有关部门如何界定、责令的方式和性质如何确定,都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政前置"的增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不合理处。(1)     

“合法”民事诉求何以变成刑事犯罪？ ——检视“二倍工资”的法治困境

近年来在部分个案中，有的劳动者故意拖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故意提交虚假签名的书面劳 动合同，继而通过公力救济向用人单位索取“二倍工资”，对此劳动仲裁、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分别给出民事 “合法”与刑事犯罪的两级评价，如此两重评价暗含着法治风险。作为《劳动合同法》创设的一项惩罚性赔偿， “二倍工资”系推行书面合同制度的一种手段，但“二倍工资”的“大前提”在语辞表述上模糊，司法实践对“二 倍工资”的归责与举证规则亦不明晰，且“二倍工资”不以劳动者遭受实际损害为前提，若劳动者对签约不配合， 用人单位的反制手段也较为有限，因此“二倍工资”的必要性与均衡性有待检视。研究认为，惩罚性赔偿兼具 奖励诉讼的功能，劳动领域有别于消费领域，并不适合奖励诉讼的价值导向，司法实践通常从主体层面防控劳 动者滥诉或恶意诉讼，但亦有不可取之处。未来可根据实际情况，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对“二倍工资”规则 进行删、修、限。     

劳动争议处理之我见

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且呈现复杂化、群体化、涉外化等趋势.我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走上了通过扩大劳动者个人的权利来解决劳动争议的路子,致使劳动者、企业单位、工会、行政权力以及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的职能、地位发生扭曲.所以必须关注并完善劳资双方的信用关系、工会的职能与地位、行政权力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地位和权威、法院最后的司法救济,从深层次解决原来的处理体制"用其所短"的弊端,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     

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的劳工标准问题--以美国和柬埔寨纺织品服装贸易协议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国际劳工标准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中最新的争论焦点,不仅分歧重大,而且难以取得共识.但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劳工标准的问题在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和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提高柬埔寨的劳工标准而使用贸易压力是美国一贯主张在贸易领域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柬埔寨纺织品服装贸易协议>可称之为柬埔寨模式政府主导、国际组织介入--普惠制之外的奖惩手段.     

劳动法律的中国条件——国家规制与社会权利建构之社会合作相协调

检视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法律,已经不是有无法律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问题所在是,国家规制下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显现缺失,工人们甚至用牺牲乃至生命呼唤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劳动法制历史,国家规制下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的缺失乃是一种长久之痛。环顾世界劳动法制的演进,劳动法律在中国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便是补救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的缺失,国家规制则需要与之相互协调。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及对策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各级党政必须要高度重视劳动关系问题,注意发挥工会组织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通过公共服务体制调节社会再分配,从宏观政策角度协调劳动关系;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法的工作;建立有效机制,加大协调劳动关系力度。     

“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中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研究 —— 以中国有色金属在非企业为参照

境外中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企业应熟悉投资环境，坚持合作共 赢原则；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为当地工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条件。同时还要关注中方员工入会、 社会保障问题，消除劳动关系纠纷隐患。境内总部工会通过与境外企业工会的交流，提升外籍员工的向心力凝 聚力。     

论劳务派遣工同工不同酬难题的破解路径

《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劳务派遣工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但现实生活中同工不同酬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表现在基本工资、加班加点工资、奖金、各类津贴和补贴等显性利益分配方面,还表现在劳动安全保障费、教育培训费、社会保险费等隐性利益分配方面。破解劳务派遣工同工不同酬难题,最关键的是要从源头上根治,在立法上确保劳务派遣工同工同酬,同时还要多措并举。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好自身职责;另一方面,需要劳动者提高维权意识,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劳动法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及其完善

劳动法是劳动关系方面的基本法律,科学而完善劳动法能够规范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调整劳动关系,促进劳动关系和谐而稳定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反之,如果劳动立法不是很健全,不是很科学,势必会影响到劳动关系的调整和劳动关系的稳定。我国劳动法尚需完善。     

劳动给付不能时工资支付风险负担规则的反思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为背景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随时面临因防控措施导致的停工停产。这种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既不可归责于劳动者也不可归责于企业的劳动给付不能，构成劳动合同的履行不能。研究认为，依据传统私法和劳动法的规则和理念，企业相较于劳动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应当承担继续支付工资的风险。但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停工停产的企业来说，持续支付工资无疑是雪上加霜。全球疫情防控背景下，大部分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来分担企业的风险，通过社会保险补足劳动者的物质需求以达到保障就业的最终目的。研究的结论如下：我国应反思劳动法在应对疫情时的制度短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从劳资协商、劳动关系履行和稳岗就业三个层面来应对疫情带来的持续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