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案中多种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

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遇到一个犯罪案件存在着多种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在这些情节中，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既有从宽情节，又有从严从重情节，两种逆向情节并存。这种诸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要比单一情节的案件适宜和刑罚复杂得多，而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存在着争议，所以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一、适用多种量刑情节时应把握的原则在量刑时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非容易，这主要是由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的。所以，量刑情节的适用不可能有一个整齐划一…     

聚众斗殴罪量刑情节之考量——以杭州某院近四年案例的调查分析为基础

聚众斗殴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多发性犯罪。实践中,案情复杂,需要考虑的量刑情节较多,给量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何正确、适当的适用量刑情节,确保准确量刑,是刑事审判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聚众斗殴罪的量刑情节,有是否为首要分子、是否持械、是否属于从犯、累犯,是否具有自首、未遂的情节,是否成年等,以及造成的损失、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赔偿等酌情考虑的情节,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或从重处罚时具有重要意义。     

危险驾驶罪案件认罪认罚量刑问题研究

目前,危险驾驶罪,尤其是醉酒型危险驾驶,已成为基层刑事司法实践高发、多发的主要案件类型。推进危险驾驶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实现繁简分流和效率提升,而量刑的规范、精准是关键点。危险驾驶案件审判实践中,仍存在量刑建议内容不精准、量刑情节提取不全面、量刑情节评估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量刑失衡问题凸显,缓刑适用标准不一,无法真...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在我国量刑理论中,有一类十分重要的量刑情节被忽略了,它就是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而来的量刑情节。忽略这类量刑情节的原因,主要是“估堆”量刑方法;在“估堆”量刑的情况下,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眉毛胡子一把抓”,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来严格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了。事实证明,“估堆”量刑是处罚畸轻畸重的直接原因,目前自下而上的量刑改革就是针对它的弊端而兴起的,为了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特撰此文,以飨读者。一、作为定罪使用过的犯罪事实不可再次评价为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讲究的是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所谓定罪情节,…     

减轻处罚的理解与适用

减轻处罚的情节是量刑情节的种类之一。审判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量刑时,经常遇到被告人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如何正确理解减轻处罚的含义,对被告人的准确量刑具有重大意义。而许多审判人员对减轻处罚的法律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解。笔者在此对减轻处罚的理解及其适用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减轻处罚的理解 《刑法》第63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就表明,减轻处罚就是对犯罪分子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卜判处刑罚。在这里要真正弄清减轻处罚的概念,必须对“法定刑”以及“法定最低刑”有一个正确的定义。     

刑事审判中罪名变更问题探讨

编者按：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颇为轰动的重庆綦江“虹桥”案中，被告人之一赵祥忠被检察院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经过审理，一审法院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其定罪量刑。由此使原本就有争议的刑事审判中罪名变更问题更成为人...     

小议“罪名”

有一些刑事判决书上在确定罪犯的罪名时,将犯罪情节、后果也一并附上,诸如“强奸中止罪”、“强奸未遂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等等。这种写法,有欠恰当。所谓罪名,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名称,这是处罚犯罪的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都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罪名予以确定。所谓“中止”、“未遂”、“敛人……”等等,并不是犯罪性质,而是犯罪的情节、后果。情节、后果的轻重是量刑的权衡尺度,而与罪名确定无关。譬如强奸中     

量刑情节竞合的适用问题

量刑情节竞合的适用问题姜富权量刑情节是调整量刑幅度，保持量刑平衡、准确适用刑罚的重要依据。在审判实践中，一起犯罪案件只存在一个量刑情节的情况，适用起来比较容易。但犯罪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同一犯罪案件中往往存在两个以上的量刑情节，这种数个量刑情节并存于同...     

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与方法探讨

量刑情节的种类不同,其作用力大小有别。在各种量刑情节交错并存时,适用的先后次序及方法不同,产生的裁判结果也会发生变化。文章着重对多个同向量刑情节、多个逆向量刑情节及数罪与减轻处罚情节并存时的适用原则与方法进行了探讨,力求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     

《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一般原理

本文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大多数罪名,都可再划分为基本罪和派生的轻、重罪类型;只有正确认定犯罪类型,才能决定适用何种法定刑。在法定刑幅度明确之后,量刑情节是处罚轻重的唯一根据。情节的量化,是量刑适当的前提。作者提出对情节“两次评价五级划分法”,即评价情节份量“等级”和处罚轻重“程度”,可以实现定量分析。其乘积就是特定量刑情节的量化积分,于是每个情节都可以划分为14种不同情况。将全案所有情节的轻、重积分,分别逆向表示在法定刑幅度内,幅度空间的一定刻度,反映不同的刑种和刑期,从而使较宽的量刑幅度压缩为相对较窄的幅度,取其中间线,就是量刑的最佳适度。用这种理论研制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操作简便,能够避免量刑畸轻畸重的错误。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罚”与“赔偿”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存在一种倾向,既重民事轻刑事,只要在经济上多作赔偿,刑事上便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赔偿越多,量刑越轻。有人甚至主张将此规定在刑法之中,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一种法定情节。笔者对此不能苛同,认为民事赔偿不是、也不应当是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刑事责任的轻重应依照刑法所确认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来衡量,民事赔偿的数额不能影响法定量刑,应当罚当其罪,罪     

关于量刑程序改革几个难点问题的思考

随着试点工作步入深水区,量刑程序改革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独立量刑程序不应成为刑事审判的必经程序,控辩双方有权选择是否启动.目前,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才能更好地实现量刑改革的目标.在开展量刑程序试点改革工作时应防止一种倾向,即将量刑建议制度强行施行于每个案件中,而不顾量刑建议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非所有的量刑情节都是在量刑程序中的待证事实.在量刑程序中,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应该与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从重处罚和死刑的量刑情节应该有更高的证明标准.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通说认为,累犯情节反映出累犯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应该对其从重处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对累犯应当怎样从重处罚却语焉不详。直到近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出台才为量刑阶段如何实现累犯从严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指导。本研究以我国10万个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先后考察了累犯情节整体以及累犯情节各个构成维度对量刑结果的实然影响,结果发现:累犯情节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对量刑结果存在显著的从严调整作用,然而就累犯情节各个构成维度而言,除了累犯后罪的性质与轻重和累犯从严幅度呈显著正相关以外,累犯前罪的轻重与性质、累犯前后罪的关系、累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对于量刑结果均不产生显著影响。经验层面的累犯情节量刑适用呈现出"轻轻重重"的适用规律。尽管法官关于累犯从严量刑适用的集体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感性判断模式却亟待改进,引入精算式的评估工具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试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可以灵活的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将司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良好的结合起来。正确理解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问题,并合理使用,对司法实践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对奸淫幼女罪必须依法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对一般情节的强奸妇女罪规定的刑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根据这一规定,我认为,对一般情节的奸淫幼女罪,在没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应当判处接近法定最高刑(包括法定最高刑)的刑罚(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如果有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则应当酌情从轻判处。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单位对奸淫幼女罪如何“从重处罚”掌握不准。其中量刑过重,甚至不问具体情况一律“满贯”的有之;但更加值得注意的还是量刑过轻,在没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只判处三、四年或五、六年有期徒刑。这样按照法定最低刑或接近法定最低刑判处,     

我国处理医疗事故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医疗事故纠纷的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的相对发生率大约是3％，即每100件提起诉讼的医疗事故案件中约有3件是以医疗事故罪进行刑事追究。刑事裁判文书反映了本罪的难点在于认定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医疗过失的判定没有明确指出违反了注意义务，因果关系的论述未能体现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的双重属性。医疗事故罪的量刑总体呈轻缓趋势，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是从轻情节，行医证明不健全是从重情节。起诉和审判以及两级审判之间的偏离反映了区分医疗事故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以及缓刑的适用是实践之争点所在。坚持司法上的谦抑和谨慎应当成为我国医疗事故刑事责任发展的基本动向。     

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规制——以廖婷婷故意杀人案为例

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是指非法律明文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总结积累的,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在裁量刑罚时灵活掌握和运用的量刑情节。在审理故意杀人案件中,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存在和运用,有着更为合理的伦理导向和价值体现。故意杀人案件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实践中存在定位的随意性、判断的片面性和运用的局限性。审判实践中应提高认识,增强能力、全方位权衡、多角度判断和合理确定从宽幅度。     

退赃可作为贪利型职务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

通过办案实践,笔者发现,尽管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的数量和涉案数额逐年递增,但收缴赃款的数额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立法未将赃款退还情况作为贪利型职务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从现有法律规定看,除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在其他情况下,均未将赃款退还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赃款退还情况往往只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诉判不一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路

刑事司法实践中,诉判不一主要集中在量刑情节、单位犯罪、罪数、共同犯罪等司法认定问题。公诉与审判对于证据规则的差异性运用也是产生诉判不一的重要原因。分析诉判不一的原因有利于明确实务部门对某些问题长期存在分歧的根源,探寻定分止争的对策思路。     

量刑公正刑事正义的最终结果

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在中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是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量刑，作为刑事裁判的最终结果，其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量刑公正”必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需要刑事司法部门和刑法理论界共同努力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