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

在审判中法官应当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进行取舍,妥当地平衡相互冲突各方的利益。做好利益衡量。必须遵守整体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充分正当性、社会一般标准和利益衡量的谦抑原则。《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58条的规定是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中典型的具体体现。法官的判决取决于利益衡量的结果。当公共利益在利益衡量中取得优先地位时,这种优先并不是对个人利益的消弭,而仅仅是保障次序上的先后。在优先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个人利益所遭受的侵害给予弥补,努力寻找一条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路径。     

对“刑事优于民事”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刑事优先民事原则是近年来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刑事优先于民事原则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探讨刑事优先民事原则的理论学说,分析刑事优先民事原则的法律依据,阐明刑事优先民事原则的运用原则。     

社会转型期公共利益的界定——基于法学的思考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至今尚无统一定论.社会转型期多元化利益主体已形成,假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合法利益特别是合法的私人利益的事件屡屡发生,其中“暴力拆迁”正是公共利益被滥用的最好证明.因此,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和势在必行.     

论精神安宁权的克减——兼及警察权的行使限度

作为一项与人的自我存在和发展需求相联系的基本权利,精神安宁权具有可克减性。承认精神安宁权的可克减性,可借以防止保护立场滑向情绪标准和纯粹法律道德主义。在进行克减目的正当性衡量时,宜针对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状况选择不同的公共利益衡量标准。对公共利益目的的强调亦须以个体权利的维护为价值取向。国家警察权克减公民精神安宁权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理论和悲悯原则。在限制权利的制度依据上,宜借鉴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规定,对我国相关制度体系予以完善。     

隐私权客体的界定

明确隐私权的客体是完善隐私权理论的基础,也是探寻隐私权保护的第一要务。但立法规范的匮乏、理论研究的欠缺使人们对"隐私"一词莫衷一是。实际上,隐私的本质是信息,私人空间、私人领域等均属信息的载体,其蕴含的信息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隐私具有私人性,但当私人信息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被公共利益吸收,不能成为隐私权的客体。因此,公务员财产、犯罪记录等信息并非隐私。此外,隐私具有秘密性,不愿为人所知的私人信息始得成为隐私权的客体,但何种信息具有秘密性,却具有主观性,缺乏明确的客观标准,对此应采用善良风俗和法益衡量的标准,进行个案分析。     

从身份区分到利益区分——我国隐私权限制原则的困境与重塑

权利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另一种保护权利的方式。我国隐私权的限制以身份区分原则为基础,学者们就如何完善该原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以公私身份区分为核心的身份区分原则不仅与隐私权的价值相悖,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给法官制造了很多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其并不符合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提出以利益区分原则取代身份区分原则,构建我国的隐私权限制理论。通过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不仅能够消解身份区分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能够通过限制的方式助益隐私权良性发展。     

公共地役权在不动产利益冲突调和中的适用

私人不动产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日益突出,土地"利用—负担"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的"不特定化"意味着利益形态从"个人属性"走向"公共属性",进而导致不动产"利用—负担"结构在法律关系缔结、价格确定等方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传统以特定私人主体关系为调整框架的地役权制度不敷适用,亟须一种新型权利关系予以有效回应。为适应这一变迁,两大法系通过立法、司法判例等形式逐渐突破传统地役权的私人框架,将公共利益作为地役权的一方,从而建立或者确认"公共地役权"制度,对特定不动产权利人与不特定的公共利益进行调整。适宜我国本土的有益的模式应该允许公权力适度介入,具体事项(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通过公共地役权合同约定。公共地役权制度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从设立方式、权利登记、补偿方式、转让等方面展开。     

公共利益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与共识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和共识与价值主体的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从公共利益视角来分析如何形成核心价值认同与共识是一种新的视角。通过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的相互关系,引出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共识构建的关联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公共利益蕴含的正义观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公共利益的认识与实践误区消解了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公共利益走向利益共同体孕育着核心价值共识的土壤,公共利益领域内的理性交往对话是达成核心价值共识的基本方法。     

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以个人所得税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指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估量后,考虑应置重于哪一方利益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税收领域,国家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纳税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私人财产权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是税法的重要课题。广泛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利益衡量为探讨税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提供了一种方法。     

“公共利益”无需法律界定

近年来,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公共利益"名义侵犯公众私人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由于法律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规定模糊不清造成的,所以,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由于为了"公共利益"征用私人财产会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因此理应由被征财产的社会主体共同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必须承认,法律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中所有的问题。因而,公共利益无需法律界定,而应当由民众自行决定,这样才是最终解决因公共利益引发的各种争议的有效途径。     

比例原则与构建中国公共行政利益和谐

比例原则本质上反对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所谓“公共利益至上”，从实现行政效益和全面均衡、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规范行政行为。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和谐，即包括：国家、法人、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的社会和谐。但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的倾向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因此，构建中国公共行政社会利益和谐，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和贯彻比例原则进行价值选择的重新定位，克服“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     

从私人财产征收要件看煤矿兼并重组

私人财产征收是当前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宪法基础原则理论为视角考察征收要件却鲜有系统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考察征收"公共利益"目的正当性,以法律保留原则为基础考量征收正当"法律程序",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前提形成"公平补偿",借以形成私人财产征收要件理论基础.地方政府未依照合法征收要件对矿业权进行征收和限制,使私人财产权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主要原则还在于我国既存的财产权保障秩序(公用征收制度)并未能有效保障私人财产.     

监听措施的法律规制

监听措施的采用是各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的一种必然的有效的选择,但监听措施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因而,监听措施的适用必须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遵循比例原则,进行法律规制.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应明确规定监听应遵循必要性原则、监听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及监听措施的核准权主体.应当建立对被监听者的权利救济机制.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共存与互动——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

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联系,利益决定法律,法律又反作用于利益。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民法是权利本位法,以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人利益（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而经济法则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己任。不同的法益目标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而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则有助于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论我国多元利益格局下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但随着我国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公共政策过程中更多的体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搏弈。在搏弈中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可能取代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利益的约束机制、表达机制和均衡机制,以规范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     

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比例

规范和控制执行行为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即将出炉。该法应规定比例原则 ,应满足两个比例 ,即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合比例和执行手段合比例。前者指执行权在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分配符合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要求 ,后者指执行手段应遵循适当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衡量原则。只有这样 ,该法才能体现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并重的现代法治观念 ,促进官民观念转变。     

论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强制中的利益既包括法律或行政决定中所指明的应予实现的利益，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结果所造成的利益关系。利益衡量作为一个原则，它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又包括突破了合法性原则的特殊情况理论；它以比例原则为核心，又涵盖超出比例原则的目的与结果的矛盾关系。     

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判断的正当化问题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收制度的核心,也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有无是衡量行政征收合法性、正当性的要件。然而法律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为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对受益对象和利益内容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利益判断过程中应考量的理念和价值,并提出应提升公民个人自主性,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共利益判断向程序化的界定模式转变的可行性思考。     

行政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公共利益是法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领域最根本的理由。现实中打着＂公共利益＂幌子践踏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迫切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概念做出界定。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使得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存在巨大困难。厦门PX事件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提供了生动的模型。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实现利益的平衡。     

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