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工作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给家庭、学校、社会带来隐忧和不安,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对其如何处罚,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犯的前途,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意义重大深远,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承担着对未成年犯罪诉讼工作,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公诉工作的实践,就基层检察院在公诉工作中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开展公诉工作进行思考、探讨。     

浅谈公诉案件的撤诉权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构建撤回公诉制度,是一件远未完结的事情.从撤诉依据上看,相关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从司法实践看,滥用撤回公诉现象、打擦边球现象严重.从学术界的探讨看,存在着论点分散而又未必中肯的问题;若要转变这些局面,应当从控辩审诉讼职能对立统一中认识撤回公诉、从当事人权利保障中把握撤同公诉的程序内涵、从程序公正的基本理念中建构撤回公诉制度.     

全国公诉专家库将建立 重大疑难案件可全国调配公诉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8月10日透露,最高检正在着手建立全国公诉专家库。专家库主要包括专家型公诉人和专门型公诉人。最高检公诉厅厅长彭东说,专家型公诉人指的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深厚法学理论特别是刑事法学理论功底、丰富公诉经验,在公诉系统乃至社会上都拥有较高声望、较大影响的公诉人。专门型公诉人是指擅长办     

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务内容。如何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即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平衡。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法院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阶段性、层次性特点,存在诸多弊端,应重新构建。公诉证明标准在宏观设置上应适当降低,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应界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为主,完全的确定性和高度盖然性为辅”。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本文探讨了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具体运作的比较研究,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     

错位的监督检察官焉能走进合议庭

《河南法制报》2003年5月7日第2版刊发一则新闻:《郾城县检察院创新公诉机制检察官走进合议庭》。从该文题目就可看出其要义。下面一段原文更是其开宗明义、纵深推进的具体阐述:“在审查起诉案件时,针对法院在事实、证据认定或适用法律上存在意见分歧的案件,如何避免出现法院判决质量不高的问题?两年来,郾城县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加强公诉工作带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之所以将公诉工作放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因为公诉部门担负着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指控被告人犯罪和刑事诉讼监督职责，公诉人员在庭上的表现直接影响检察职能的发挥和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外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窗口，正确履行公诉职能，将更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服务大局效果。     

论出庭公诉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以刑诉法修改为切入点

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纳入我国刑诉法的指导性条文中,为了更好地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关系,刑诉法在修改中对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工作的权利和职责也做出了新的规范和调整,检察机关丧失了原有制度设定的天然优势,出庭公诉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在压力和动力并存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挑战,把握好庭审的主动权,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庭审中对犯罪指控有力,使出庭公诉工作借此契机有质的飞跃,是对公诉人的严峻考验。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有限上诉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但对其上诉权问题并没有涉及。本文认为,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必要的,但不能赋予被害人与被告人完全对等的上诉权,对被害人上诉权应予以一定限制。基于此,本文对如何设置被害人有限上诉权进行了构想。     

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诽谤罪“但书”条款的理解与界定

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细化。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诽谤罪公诉标准的认定模糊,扩大了公诉型诽谤案件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通过对诽谤罪＂但书＂条款进行分析和界定,旨在厘清诽谤罪提起公诉的标准。诽谤地方领导并不足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公民和媒体的评论要有更宽广的容忍度,对公民合理发表评论的行为要予以鼓励和保护。此外,准确理解和界定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相较与将其废除,也有利于合理平衡公民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的反思和重构——从自诉制度的改革看起诉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一直采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被学界和司法部门所肯定，尤其是自诉制度存在积极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起诉方式并存模式的合理性，学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通过分析自诉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应当废除自诉制度，将自诉制度的优点纳入到公诉程序之中，实行公诉垄断主义的追诉模式，从而更加有力的打击和惩罚犯罪。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检察机关公诉工作运行模式的改革构想——立足于分离、制约基点上分析

现行的检察机关公诉工作运行模式,存在着行政色彩浓厚、诉权与事权混同、监督职能弱化等诸多问题。为此,本文从考量构成公诉运行模式的全部因素入手,以追求公诉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为目标,提出了应根据案件繁简分流的需要设置办案单元等三项改革完善公诉运行模式的合理化建议。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修改后的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律师介入的提前,口供的弱化,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强化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引导取证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明确范围和内容、把握引导取证的介入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良性工作机制,使引导取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问题探讨

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故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证据是案件的生命和灵魂,实践中如何针对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特点,正确充分地收集、审查、判断贩卖毒品案的言词证据,并依据言词证据定案,成为公诉工作中值得探讨的课题。     

略论治安案件查处中的人权保护

公安民警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个人合法财产,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人作斗争,教育和改造大多数,惩罚少数。在执法过程中公安民警必须遵守尊重保障人权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基层民警仍然存在一些有损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因此,探讨治安案件查处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确保公安民警办案公正合法．对于基层公安机关文明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思维视域下的个案办理--以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为视角

法治思维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就要运用法治思维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存在着公诉执法理念亟待更新、案件审查过程中错误指控或监督缺位、缺乏具体规范的公诉案例指导制度等问题。因此,必须更新公诉执法理念,强化法律监督和自我监督,切实把握好办案数量、质量及效率、效果之间的关系,借鉴防错案方法论,加快构建公诉案例指导制度。